“一甲顶三弩，三甲进地府”，私藏盔甲为何在古代是重罪？

有句名言叫“工具杆子里面出政权”；武器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可以镇压民众反抗，消灭敌对势力；但是也可以解放受压迫的民众，推翻一个政权。

我们古代，王朝更替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很少和平过渡。

而历代统治者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的。因此，一个统治者要想实现地方长治久安，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对百姓进行威慑，让他们不得反抗皇帝的统治。

与此同时，皇帝还要想方设法禁止民众拥有、携带和制造武器，以防他们拿着武器寻衅滋事、挑战官府权威，扯旗造反颠覆合法政权。

我们历代王朝在武器管控方面非常重视，不遗余力，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

尤其一个王朝刚刚经过一场战争建立，大量武器减少在民间；而且由于战乱百姓为了防身会在家里私藏武器，更需要立法收缴武器。

即使对于军队拥有的武器，政府也要严格进行管理；因此有句成语叫“刀工具入库，马放南山”。

武器管控方面，秦始皇是祖师爷。

传说秦朝建立后，有一天，秦始皇在群臣陪同下，观看各种表演。除了安排文艺表演外，还有人技战术表演。

舞台上各种杂耍表演得非常精彩，秦始皇看得非常投入；接下来轮到军事表演，一队手执刀剑干戈的武士闪亮登场。

秦始皇见了毛骨悚然，于是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那么，秦始皇恐惧什么？

虽然六国灭亡，但六国贵族不可能杀完，他们睡思梦想卷土重来；还有六国的人民，也会反抗秦朝的暴政；秦始皇怎么能不恐惧？

这时候，下面的官员禀报说，某地流行着一首童谣说：“渠去一，显于金，百邪辟，百瑞生。”

大字去一，就是人字显于金:依附金器就能显赫，最后两句是百邪回避，福瑞丛生之意。

秦始皇听后，来了灵感。于是便假托征兆，说这是天意，下令各地政府收缴民间所有的兵器，运送到首都咸阳，铸成了12个铜人。

司马迁在《史记》对此有过专门记载：秦朝政府“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贾谊在《过秦论》也写道，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

唐朝对武器的管控也比较严格，而且还出台了相关法律。

《唐律疏议》第十六卷总第243条规定：不许私人任何私人持有违禁兵器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除了弓、箭、刀、木盾、短矛之外，均属于违禁品。

相比秦朝，唐朝的武器管控比较宽松。

在唐朝，政府把兵器分为两类，一类私人可以合法拥有，一类坚决不许百姓任意制造和拥有。

合法拥有的一类武器，包括弓、箭、刀、楯、短矛等五种短小轻型武器。

这类武器民间应用比较广泛，杀伤力也相对较小，制造门槛较低，可以作为百姓自卫防身，保卫私有财产的武器。

另一类武器成为“禁兵器”，如甲、弩、矛、矟、具装等武器，制造周期长，门槛高，杀伤力较强，则禁止百姓私自存藏和制造。

宋朝江山是靠兵变取得的，所以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工具杆子的危害，对武器管控更是不遗余力。

北宋建立之后，在颁布的《宋刑统》中作出明文规定:凡蓄藏禁兵器的人户，按律须处以“徒一年半”的判罚。

弓、箭、刀、工具这类在唐朝属于非禁用的兵器，在宋朝制造买卖过程同样受到各级政府严格监管。凡“造弓箭、横刀及鞍出卖者，并依官样，各令题凿造者贯属姓名”。

换言之，制造这类武器的时候，需要刻上制造者的姓名；卖给谁了需要备案。

这样一旦发生了刑事案件，就可以进行追查。

元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武器管控严格程度空前绝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元朝法律规定，各级地方政府无权制造兵器；宗教和舞台演出需要用兵器的，全部以陶土木头甚至纸糊的代替，坚决不准使用铁制的；各大城市居民，连弹弓都不允许持有，否则杖责七十七下，没收一半财产；

汉人除了人、衙役之外，不允许持有任何兵器。

甚至民间传说，元朝对菜刀都实行严格管制，每十户需共用一把菜刀。

由此可见，各个朝代对武器的管控一脉相承，非常严格。

在各类武器中，对弓弩的管控最为严格；因为弓弩的射程非常远，可以达到80到150米，最远的可以达到300米左右。

弓弩的杀伤力也非常大，可以在100米内击碎大象的头盖骨。

如果攻城略地，攻打城池，弓弩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弓弩就是不折不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历代王朝都把弓弩列为禁用兵器，严禁制造和拥有，管控非常严格，处罚措施也比较严厉。

唐朝法律规定：私藏矛、矟的，有期徒刑一年半；私藏弩一张，罪加二等（即有期徒刑两年半）；私藏弩三张者，判处流放两千里；私藏弩五张者，判处绞刑。

换言之，弓弩因为杀伤力大，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但是还有一种违禁品，比弓弩还要厉害，政府对它的管控更为严格，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它就是甲胄。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家不藏甲”之说；西汉明确规定“民不得挟弩、铠”。

西汉时，私藏“甲一领及弩三张”的要处流放两千里之刑；私藏“甲三领及弩五张”的要脑袋搬家，被送上断头台。

唐朝法律规定：私藏矛、矟的，有期徒刑一年半；私藏弩一张，罪加二等（即有期徒刑两年半）；私藏弩三张或铠甲一幅，判处流放两千里；私藏弩五张或者铠甲三幅，判处绞刑。

即人们常说的，“一甲顶三弩，三甲进地府”。

甲就是甲胄，是作战时士兵穿在身上用来防身用的器具，有牛皮和鳄鱼皮做的，也有金属做的，能有效抵御刀工具剑戟穿刺和弓箭射击，相当于现代士兵穿的防弹衣。

在战争中，拥有了甲胄就可以刀工具不入，大大减少伤亡，军队战斗力也大大提高。

比如战国时代的魏武卒，标配是“衣三属之甲”，即身穿三层防护服。

因此他们战斗力爆棚，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天下莫当者”）。

再以虎牢关之战为例，秦王李世民虽然只有3000兵力，但是却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10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李世民为他们装备了重甲。

重甲可以让士兵以一当十，所以谁要是造反的话，肯定要制造甲胄。

所以，统治者对拥有甲胄的人非常恐惧。

同时，甲胄的制作工序复杂，制作成本极高，非手艺娴熟者所能为之，即使勉强造了出来，质量也大打折扣。

一般来说，制造甲胄为流水线生产，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非常多，规模很大。

所以说，一旦发现甲胄，数量非常多，大多是有深刻背景的，背后不是将领、权臣，就是乱党和土豪，他们打造甲胄肯定是别有用心、图谋不轨的。

以此看来，皇帝对甲胄的禁令，绝不是针对民间的收藏，针对的是规模性的购买、制造和私藏。

这类案件非常青春，一旦发现，就是谋反性质的大案要案，要严格追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西汉开国大臣周勃的儿子、名将周亚夫，就是吃了私藏甲胄的亏。

当时周亚夫已经从丞相岗位上退休，年近花甲，儿子就偷偷定做看五百甲盾，准备等父亲离去后陪葬用。

但是因为周亚夫的儿子拖欠佣工工资，被人家向官府举报，受到汉景帝重视，派人进行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举报属实；汉景帝大怒，将周亚夫依法逮捕。

审讯的官员质问他：“皇上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密谋造反？”

周亚夫辩解说：“这是儿子给我准备陪葬用的带往阴曹地府的。”

审讯的官员说：“即便如此你也有罪，说明你打算在地下造反。”

一句话气得周亚夫当初吐血，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李贤，也栽在了铠甲上。

太子仪凤四年(679年)，明崇俨被强盗伤害，伤人者却一直没有找到，。武后因此怀疑是太子李贤所为，就派人调查他，结果在东宫马房里搜出数百具铠甲，成为其谋反铁证，李贤百口莫辩，被迫离去。

到了清代，也有关于盔甲的故事，但不是谋反，而是造反故事。

努尔哈赤在自己的父亲被明朝大将李成梁">李成梁伤害后，依靠父祖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反明、为父报仇。

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盔甲的作用，也说明历代统治者将私藏盔甲定为重罪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