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博士：商鞅变法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历朝历代都有过很多著名的变法，这些变法在历史上涂了一股浓厚的色彩，比如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明神宗时期的张居正变法，这些变法都处于不同的时代中，历史意义也是截然不同。

变法改革的不仅是政治制度，还体现在对于整个社会之上的重要影响力，中国的历次改革也呈现于美国政治学家的案头，可以说研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是西方学者的研究一部分。

当代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就以新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文明冲突。

在他以政治学者的观点来看，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中国的秦孝公和其改革家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

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在处于分封制度的崩溃，同时也在逐步向中央集权进行过渡时期，周朝晚期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也都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改革进程。

现代化国家制度的开始可以说出现在中国各个土地之上，但是一个新的国家制度是经过实践的结果，而非每一个现代化制度都可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显而易见的成果。

而处于中国西部的秦国，是大大领先于其他各地的政治改革，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时期内，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掀起了“变法潮”。

比如楚悼王当政时期的吴起变法，魏文侯当政时期的李悝变法，各国开始寻求对政治进行改革，但是秦国的法家思想不甘落后，商鞅变法开始成为现代化国家制度的奠基思想。

秦孝公清楚地认识到，早期的外戚人脉网络是造成中央集权新国家的阻碍，如果需要对此进行轰轰烈烈地改革，就必须以此发展为个人与国家的捆绑，这一制度形成了法家思想。

当时秦国在7个国家之中属于垫底，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为了不在争霸中被其他国家吞并，秦孝公决定引入人才，通过变法实现繁荣富强。

商鞅本来是魏国的座上宾，他受到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的影响，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一整套变法思想。

魏国国相公叔痤清楚商鞅变法思想的威力，在临终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同时又上谏魏惠王：“如果不用商鞅，那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能让商鞅流落到其他国家。”

但是魏惠王并没有对此在意，不仅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阻止商鞅离开魏国，而商鞅在经过仔细思索后，决定前往最垫底的国家——秦国。

秦孝公领会到商鞅一整套的变法思想，但又对变法犹豫不决，于是在朝堂上讨论到底便发布变法。

朝堂之上，商鞅舌战群儒，与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代表互相激战，通过历史上不断发展的思想驳斥他们复古的主张。

商鞅说：“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通过这次朝会，为之后商鞅变法确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商鞅上任以后，他就对一直存在的家族制度发起了进攻，反对通过继承而来的特权，会形成僵固的旧世卿世禄制。

商鞅通过论功行赏的《二十等爵制》取代了世袭制，将功勋按每一个人的战绩来进行分配，对那些有功之人分配土地，分配家臣，分配奴隶，分配服饰等。

为了不再度形成旧世卿的世禄制，商鞅又严格制定法律法条，对那些不服从法令的世卿进行严厉处罚，同时该分配而来的职位不能被世袭。

因此即便是家族出生的贵族们，也都需要由国家定期重新分配，这样就大大避免了僵化的旧制。

当时传统的各国为了保证国家的延续，都会选择有血脉关系来进行更好的承继，所以也造就了庞大的大亲戚家族。

为了打破这种家戚团体，商鞅实行了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废除井田制。

在井田制中，土地分给了由国家监护的农家，农田被分为了9个方块，因为分的农田像汉字里的“井”字，所以也因此得名。

9个方块的农田，由8户农家各耕边角上下的一块田，最中间的被叫做公田，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拥有若干块井田，凡是耕耘的农家都需要对此付出为徭赋等义务，类似于欧洲封建时期的农民。

为了方便管理，井田上布满了小路以及水渠，8户农家组成贵族为主以下的集体，贵族就可以借机征收各类形式的赋税。

商鞅通过废除了井田制，就抛弃了农民必须对地主纳税徭赋的责任，还允许农民可以搬往其他人的土地，或者自立一块土地。

他把家庭分为5户或者10户的集体，通过互相监督，又强化了集体化，对于各类型的犯罪活动，秦朝要求群体之间要自觉检举。

举报者会得到战功的封赏，而不举报者就面临连坐等处罚，这样一来就让犯罪的惩戒大大加强，相当地步使得社会得到了稳定。

这也导致在之后，因为秦孝公去世，商鞅遭到贵族势力的打击，当他逃亡到边关，想要住在客舍内。

但因为商鞅没有带凭证，被房主拒绝入内，原因就是商鞅曾经制定了法条：留宿没有凭证的人会被治罪，想必当时商鞅的心理活动很是复杂。

当时面临着其他国家的争霸，商鞅为了在军事上夺得飞跃的发展，于是宣布向所有已经成年的男子征收人头税。

商鞅颁布的法令中，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儿子，如果不分居就要缴纳双倍的赋税，这是因为在传统儒家系统内，鼓励夫妇携带着子嗣组成小家庭，而商鞅的目的是提倡个人奖励，更直接的影响是加强了对个人的军工制，避免组成较大的家族团体、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农业研究项目主任JamesScott，1976年出版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在之后他又就国家的视角提出一个观点：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于将繁乱芜杂的旧社区，逐步转变为秩序井然的新社会。

商鞅通过废除井田制，又推广全国于一个新的制度：郡县制。

他通过把乡镇和乡村加以合并，设立了41个县，商鞅又通过统一度量衡，把封建制度下的各种标准开始逐步统一起来。

这一推广的结果便是现代化国家的起源，根据现代地图专业的考究，商鞅创造性地以几何学的直线布局，将过去传统加以合并，形成了整齐的矩形态势。

国际关系认为，商鞅所推广的郡县制在初期位于国家的边境，而这一特点也同时被认为是现代军事区的起源。

在历史上，商鞅因为将矛头指向了传统的亲戚集体，将其权利和土地转化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果，导致最后遭到秦国贵族的报复。

秦孝公是商鞅能够推广政策的庇护者，一旦他去世商鞅便只能惨败于自己一手推广的政治制度，商鞅的结果便是在车裂之刑后示众，同时商鞅的宗族成员也都被秦国的新君惠文君下令诛杀。

虽然商鞅死在了自己的新法后面，但是新法并没有废除，而是愈演愈烈。

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国家而言，商鞅变法将贵族的土地全部洗牌重造，统一度量衡更适合于国家未来发展，在军事方面秦国的改革也可以说是成功的，都大大有助于战争的需求。

哈佛大学博士福山根据秦国当时的种种改革，认为本质来讲都是来源于军事的驱动，这种来自战争的压力促使商鞅进一步政治改革，福山感慨道：“秦国的军事改革可能不是现代化国家形成的原因，但肯定是为什么第一个现代国家在中国涌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