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大校说：中国人思想僵化，一直在纠结谁来开第一枪！

戴旭大校说：“中国人思想僵化，一直在纠结谁来开第一枪，从卢沟桥事变，到如今，这种纠结一直都存在着。就算日军把北平攻占了，还是在纠结谁开的第一枪。”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奉行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其实这背后也有着诸多的辛酸，和难解之痛。如果实力强悍，何须如此安分？

遗憾的是，近代基本上只做到了前半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在新中国之后，才做到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一次，清法战争，1883年，法国侵略清朝的藩属国越南，由此清法之前关系骤然紧张，随之由于法国想要侵占台湾，导致清法战争爆发。由于不敢打第一枪，任由法军掌握主动权，导致自身损失惨重，死伤无数。

第二次，甲午战争，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清政府以宗主国身份派兵入朝。此时，日本也以《天津条约》派兵入朝。

由于不敢打第一枪，结果又是惨败。

第三次，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日本修筑的一段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后来的卢沟桥事变等，咱们都奉行“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只是，如此一来，主动权全部丧失。

“第一枪”被赋予很多种含义，但不管是当代还是最早的战争中都存在一个“第一枪由谁开”的问题。就算拳脚相加致人死亡也不能率先开枪，这是从古到今的规矩也是中国人的大智慧。其实这个“第一枪”也是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最早的时候它代表的意义和现在截然不同。英国和法国还因此而闹过不少笑话，至今说起来都感觉很是搞笑。

中国对于“第一枪”也不一样地理解，我们都知道“决不开第一枪”，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决不让对方开第二枪”。中国古代一直有“师出有名”的说法，意思就是出兵打仗要理直气壮，这样士兵才能爆发出最强的战斗力。理亏的底气不足，怎么可能拼得过敌人。而绝不让对方开第二枪，这代表的是我方已经仁至义尽而且师出有名，反击不管多凶残都占理。

开第一枪是对和平的尊重是对生命的敬畏，不让对方开第二枪是对安全的保证是对底线的坚守。所以不开第一枪不是怯懦也不是不敢，反而是在等待一个合情合理的时机。古人的智慧远不及百分之一，很多事情看似敌强我弱，实则可能是暗度陈仓。最后鹿死谁手，拼的是谋略胆识，并非夜郎自大就能笑到最后。

1988年，我军在南海海域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筹的海洋观测站建设中，受到越南军队侵扰，他们不但阻止我军登岛作业，还明目张胆地带着3艘军舰抢占我方岛礁。当时我军有一个原则：“不准惹事、不准先开枪、不示弱、不吃亏、不丢面子。”

因为这“五不”指使，我驻守南沙的海军将士们不得不强忍住气，做什么都很顾忌。这时的越军越来越嚣张，妄想趁我军不备占领该岛，没想到被我军发现。

由于受到“五不”指示的约束，我军只能使用刺刀和越军进行肉搏战，可是一打起来，越军根本不是我军对手，于是便首先开了枪，我海军上尉、副枪炮长杨志亮左臂中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越军后悔一辈子。越方参加的3箙舰船中2艘的击沉，1艘被重创，约400名侵犯我军海疆的越南军人阵亡，而我军参战的3艘舰船无一受损，杨志亮成为唯一的伤员，网友戏称：“我军被敌军重创一条胳膊”。

戴旭大校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还拿抗美援朝举例子，当年美国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对中国的警告顾若罔闻，硬是越过三八线，于是数十万志愿军一夜之间跨过鸭绿江，直奔朝鲜战场，跟美军直接对抗。就像毛主席当年所说：“打得一拳开，莫得百拳来。”

戴旭大校还说：“军人来自老百姓，如果普通人都不讲血性，军人何谈血性而言。尤其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如果没有尚武的亮剑精神，那么在西方列强眼里不过是待宰的羔羊而已”。

戴旭大校，他敢于直言，不怕得罪人，因此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军方第一鹰派”。为了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唤醒大家的血性，戴旭大校耗时数年，呕心沥血写出了国防三部曲《C形包围圈》、《盛世狼烟》和《Q形枷锁》。

在这本书里，戴旭大校为我们详细分析了美国主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的遏制战略，并提出中国需要建立新型的军事力量，必须奉行鹰派进攻战略，树立蓝色防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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