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使东汉走向衰亡，三国时代开启，亲小人，疏贤臣

“重读《世说新语》”第一季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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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讲说到，汉末名士几乎都被卷入一场政治大事件，这一讲咱们来详细说一说，那就是东汉桓帝、灵帝时代贤臣、小人之间一场大冲突，史称“党锢之祸”。普遍的历史观点认为，党锢之祸伤及了国本，为黄巾之乱和东汉灭亡埋下伏笔。

中学时候你可能背过，诸葛亮的《出师表》里有这么几句，亲贤臣，远小人，如何如何。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皇帝亲小人，疏贤臣，导致东汉衰亡。刘备为此痛苦，遗憾，诸葛亮又以此为教训，来教育后主刘禅。所谓小人、贤臣，不是泛泛之谈，在汉桓帝、汉灵帝时代，贤臣、小人是很好分辨的。贤臣，就是士大夫出身的官；小人，就是宦官和依附宦官的官。

东汉的皇帝，比较宠幸宦官，这和他们短命有关。

东汉法统承认的皇帝是12个，除了开头的光武帝活了62岁，第二个汉明帝活了48岁，还有最末的汉献帝，尽管一辈子受尽屈辱，倒也活到54岁，中间的皇帝，长命的也不过30多岁。

皇帝短命，即位时年纪更小，当然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只好太后临朝。很多太后其实也是小姑娘，那就由太后的哥哥或者父亲来掌权了。

所以东汉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外戚势力很大。

皇帝年纪大一点，想要亲政，不免对舅舅、外公不满，他想把权力夺回来，又只能利用身边的人，也就是宦官。

宦官没有生儿育女的能力，没有后代，人仍然会有贪欲，却不容易有太大的野心，至少篡位的欲望会少很多。何况深宫里朝夕相处的那种亲近感，对皇帝来说是无可取代的。这就是为什么东汉的皇帝往往很信任宦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

至少从士大夫，也就是诸葛亮所谓贤臣的角度看，这些宦官真是小人，小人掌权，然后卖官鬻爵，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到东汉倒数第三个皇帝，汉桓帝的时候，士大夫和宦官，或者说贤臣和小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朝廷准备大赦天下，有个叫张成的术士，和宫中宦官关系密切，预先知道了消息。

术士是算命的，张成当然要向人展示，自己算命很灵。他装模作样算了一下，然后说，最近，杀人都会没事。别人当然不信，他就说，儿子，去杀个人。

张成的儿子真的就杀了人，于是被逮捕。但是，不久大赦令就下来了。

这个案子，引起了司隶校尉李膺的关注。

李膺是典型的贤臣，天下士大夫的领袖，字元礼，号称“天下楷模李元礼”。他当时的职务也很关键：司隶校尉。这个官是监督京都洛阳和周边地方的监察官，论级别并不很高，但是不管你是官是百姓，只要你生活在京城一带，我就是专门负责抓你毛病的。因此这个职务号为“卧虎”，就是洛阳城里一只趴那儿的老虎。所以，司隶校尉李膺可以说百官无不畏惧。

李膺很快弄清了前因后果，张成父子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让李膺大为震怒。

但是皇帝大赦的诏书都已经下来了，你还能惩治他吗？

能。

汉朝推崇经学，在许多士大夫心目中，和儒家经典所阐释的圣人之道相比，皇帝的诏旨、国家的法令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李膺决定不理会皇帝的赦令，而按照正义行事，到底把张成的儿子给杀了。

张成和宦官关系密切，李膺这个处置，让宦官们又愤怒，又害怕。张成是从我们这里得了消息才这么干的，你杀他儿子，不就等于打我们的脸吗？于是他们指使张成的弟子控告李膺，说京师的最高学府“太学”里，有大量没有学籍自己跑来的游士，李膺等人给他们赞助。天下各郡的地方学校里，也有大量生徒，李膺等也和他们结交。这些人互相标榜，结为同党，诽谤朝廷，质疑主流价值，败坏社会风气。

皇帝被这些控诉激怒，宣布李膺等人是“党人”。

当时“党”是一个坏字眼，《论语》里说：“君子不党。”后人解释，互相帮忙隐瞒恶行，这叫党。党同伐异，结党营私之类的成语，党都不是好话。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东汉的党人，还有后来北宋的元祐党人，这些古代公认的好人都被称为党，党的含义才反而变得正面起来了。

说回来，汉桓帝被激怒后，下诏给各级地方政府，要将党人逮捕归案，并且号召天下民众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党人的罪恶，憎恶他们的行为。但是皇帝的诏书是不能直达各级政府部门的，要经过三公，也就是司徒、太尉、司空的签署，然后才能往下发。

当时担任太尉的，是李膺的好朋友，大名士陈葬记住这名字，下回咱们专门讲他。《世说新语》第一个出场人物，就是这位陈蕃，陈蕃把昭旨退回，声称海内人都是“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即使犯罪也有豁免权，何况并没有确凿的罪证。

就这样，皇帝的诏书被怼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当时这些士大夫身份的官员，在皇帝面前还是相当有底气的。

皇帝当然更火了，而且他也不是没招，皇宫里有个“黄门北寺狱”，是专门关押未经司法审判的政治犯的地方。你不是不给我往下传达诏书嘛，我就直接把人抓到这里来，然后再根据这里审出来的口供，扩大党人的名单，进一步抓人。同时，另外找个了理由，皇帝逼陈蕃退休了。

当然，出此下策，其实也意味着皇帝被搞得相当狼狈，而且因为这些名士们的名声太好，操纵舆论的能力也强，你抓他，同情心全在他们一边。

名士范滂被逮捕时，狱吏告诉他：“所有人犯，都要先祭拜皋陶。”皋陶是尧舜时代正直的大臣。范滂骄傲地拒绝了：“皋陶若知道我没有罪，自然会到天帝那里为我鸣冤；如果我确实有罪，那祭拜又有什么用呢？”这意思就是，你抓我不抓我，反正正义在我一边。

还有一些人以没有能名列党人为耻。有个叫皇甫规的，是西北地区的名将，他上书皇帝，反复强调自己和党人密切关系，说我也是党人啊，你怎么还不来抓我啊，你不抓我我很没有面子的。朝廷最终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更糟糕的是，宦官们审判党人，审出来奇怪的结果。“说，你的同党还有谁？”“还有谁啊，那谁谁谁。”这么一说，审案的宦官全愣了：“这不是咱们家孩子吗？怎么和他们搞到一块儿去了？”因为大宦官都有干儿子，干儿子可能有亲儿子，可是这些宦官家的子弟，也和党人混成一伙了。

这倒也不奇怪，年轻人容易有理想有热血，不只是只有满脑子利害算计。不论宦官有多大权势，美好的声誉总是在士人一边。——几十年后，曹操登上历史舞台，他也是宦官之后，可是他也总爱往袁绍他们那个名士圈子里凑。

最后皇帝只能选择低调处理了。刚巧发生了一次日食，我们知道，古代出现彗星、日食等天象变化时，统治者往往会大赦天下。汉桓帝便借着这个机会，把抓起来的党人都放了，只是记录下名字，以后不允许党人做官。

不许做官叫禁锢，党人被禁锢了，所以叫党锢之祸。很多汉末名士因此在政治上失去容身之所，同时党人的声望却进一步提高。比如李膺归田后，天下士大夫称赞他高尚，而对朝廷不屑，范滂离京南归时，迎接他的士大夫车驾多达数千辆，诸如此类的事迹很多很多。

其实这是很普遍的心态，真正恐怖的迫害会吓得人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但是不那么恐怖的迫害往往反而会激起人对抗的欲望。所以相对不那么恐怖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搞成了这个样子。问题是，还有恐怖的第二次。我们下一回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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