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法，中越关系“同志加兄弟”，为何会埋下仇恨的种子？

十年中越战争前因后果之四：援越抗法，从同志加兄弟到埋下仇恨的种子

作者：桅杆

【前言】1979年2月17日开始的中越战争，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却因种种原因，这场战争并未像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一样广泛宣扬。本人认为，无论国家关系如何变化，我们都应铭记这段历史，铭记在这场战争中为国献身的勇士们。

1、边界战役：有如神助的越军

抗法战争爆发：成立不久的北越还十分弱小，无力对抗大举进入的法军。为争取发展空间和时间，遂向法国提出谈判要求。1946年3月和9月，法越分别签订《初步协定》和《临时协定》，其核心内容：一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二是法国同意北越“在法兰西联邦内实行自治”。这与胡志明和越共所追求的“越南完全独立和统一”的目标相差甚远。

越南傀儡皇帝巡视各地，法国殖民地官员全程监控

二战结束后，法国殖民军再次侵占越南

但即使这样，法国认为：如果承认越南享有自治地位，势必为法国的殖民统治开创危险的先例。为此，法国直接撕毁已经签订的协定。《临时协定》签订才过2个月，11月20日，法军就故意攻击北越海关警察，北越卫国军被迫还击。法国即以此为借口，下令法军侵占了海防、谅山、岘港以及北越的交通部和财政部。12月18日，法军司令莫里哀向北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除北越首都自卫团和自卫队的武装，被北越拒绝。次日，法军开始炮击河内，随即发动了对北越的全面进攻，越南抗法战争正式爆发。

越南抗法战争

边界战役：抗法战争初期，法国投入近10万陆海空兵力。而北越的越南卫国军（1951年2月11日正式定名为越南人民军）总兵力为8.5万人，且武器原始，用胡志明的话说“当时我们只能用棍棒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由于没有国际社会承认，得不到任何外援，北越的处境艰难，被迫转移到农村开展游击战。1950年1月18日，新中国第一个承认北越，并正式建立关系，苏联等其他红色阵营国家随后也与北越建立关系。后来，北越将1月18日定为“外交胜利日”，其抗法战争从此也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1950年1月底，胡志明秘密访华，请求援助。主席根据胡志明的请求，作出了全面援越的重大决策。双方商定首先发动边界战役，扫清边界敌人，以便中国把物资送到北越。9月16日，北越军队按预定计划向东溪发动进攻，边界战役正式打响。经过近1个月的连续作战，全歼和重创法军9个营、8000余人。此战一举扫清了中越边界法军，解放了边界5省，使越共北部根据地与中国连成一片，为中国大规模援助北越的抗法战争创造了条件。边界战役是抗法战争爆发以来，北越方面取得的一次空前大胜，也是北越军队首次师级规模的进攻战役。

有如神助：此前的越军（指北越军队，下同）主要开展游击战，经常被法军追的到处乱跑，被围困在狭小的北部山区。而在上述的边界战役中，越军有如神助，大败法军，举世震惊。应当说，越军确有“神”助，这个“神”就是中国。在边界战役之前和过程中，中国帮助越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训练和装备军队。根据中越商定，1950年2月底，越共派遣5个主力团（308师3个团及174、209团）共2万多人，到中国接受全套装备和训练。例如，越军308师在云南砚山县营地的训练，由我军13军38师及其他各师抽调的得力干部，组成由师到排的训练班子，负责对308师进行对口训练和示范演习。中国为这5个团配备了全部武器装备和后勤物资，第13军38师还将师属山炮营全套装备赠给了越军308师。北越的边界战役主要就是这5个团打的。顺便说明一下：越军308师至今仍是其战备机动师和头等主力，越战后一直用于拱卫河内。

第二件是派遣军事顾问团参与指挥。1950年7月，陈赓将军作为中方代表入越，协助越方组织边界战役；8月，又派以韦国清为团长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指挥作战和开展军队建设。边界战役前，陈赓、韦国清等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和双方实力，提出了“首攻东溪、围点打援、运动歼敌”作战方案，得到越方和胡志明、武元甲的赞赏并采纳。在边界战役进行过程中，陈赓、韦国清和中国各级顾问多次“干预”越军指挥，是战役最终取得大胜的关键因素。战后，胡志明给北京发报予以高度赞扬。

2、军事顾问：从协助指挥到帮助建军

军事顾问团：胡志明1950年1月底秘密访华时，毛、周等正在苏联访问，胡志明随即赶到莫斯科。斯大林在与毛、胡商讨有关越南的重大问题时，明确表示：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由中国负责更为合适。

2月17日，胡志明与毛、周同车离开莫斯科返回北京。在列车上，胡志明说：看来苏联是不打算援助我们了，抗法战争只能依靠中国援助了。胡志明提出，越军除装备、训练落后外，更缺乏真正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恳请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顾问，帮助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

1955年授衔时，罗贵波已到地方工作，未授军衔

3月9日，中方联络代表罗贵波（后改为援越政治顾问团团长、首任驻越大使）秘密抵达越共所在地，与胡志明、武元甲等人会商后，认为目前急需打通中越边境的陆路交通，以保证援越物资迅速顺利过境。3月19日，罗贵波电告北京：“越方拟在边界地区组织战斗，要求选调中国军、师、团、营干部若干，充任越军顾问”。接报后，主席随即组织研究，决定在提供军事装备和物资援助的同时，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组织、指挥作战和帮助开展军队建设。

经研究，决定派广西壮族人且熟悉越南风土人情的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任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为副团长。针对越军当时有3个师的实际情况，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各一个师中抽调从师到营的全套顾问79名，连同250名工作人员，组成军事顾问团。7月，军事顾问团在南宁正式成立，为便于保密，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我方对援越军事顾问团非常重视，6月27日，毛、刘、朱等在颐年堂接见了在京的40多位团级以上顾问团干部。

胡志明和陈赓在一起

“你做就行”：1950年8月11日，军事顾问团从广西靖西进入越南，于次日抵达位于越南高平省的越军总部。赴越军事顾问团在与越军总部对接后，明确了组织分工：下设军事、政治和后勤三个顾问组；韦国清任越共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并分别担任越军总参、总政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军的3个主力师派出了顾问组。

中国军事顾问团具体参与了边界战役方案的制定和战役、战斗指挥，是此战取得大胜的重要因素。在抗法战争中，赴越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始终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越共和越军甚至完全依赖对越军事顾问团。例如，陈赓在边界战役发起前（9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胡（志明）、武（元甲）来访，胡要我包下这一仗胜利，并还要包下下一战役的胜利。与之谈下一战役计划，胡谓‘我非军事专家，你做就行’”。中国军事顾问团对提升越军的组织、指挥、后勤保障能力和政治、战术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逐渐把一支弱旅打造成了精兵。1954年5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帮助下，越军取得奠边府战役大捷，法军被彻底打败，被迫于当年7月在《印度支那停战协议》上签字并从越南撤出全部军队，越南北方全部获得解放。中国军事顾问团是越南抗法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1956年3月，中国军事顾问团胜利完成援越使命，韦国清率最后一批顾问人员离开河内回国，军事顾问团机构撤销。

韦国清上将

2014年，越南防长冯光青大将会见韦国清上将夫人许其倩

3、关系微妙：大规模援助埋下的怨恨

援助与矛盾：越南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援助的第一个国家，面对越共的求援，主席等的态度是“凡可能者均应允之”。越共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向中国提出的援助清单，可以说是“狮子大开口”，包括3个师的全部装备和物资、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3000吨粮食以及派军事干部协助指挥作战等，甚至要求援助作战飞机。

当时新中国建立才3个月，自身财力也十分困难，加之中越边界地区的运输条件困难，除了3个师的装备物资外，没有立即答应越共的其他要求，并立即派军办主任罗贵波前往越南实地了解情况，协调援助事项。1950年4月，中国第一批援助物资运达越南，开启了对越南的大规模援助。但在整个援助过程中，双方也是有矛盾的，主要是越共经常提出超过中方能力的“过度索求”。罗贵波曾报告说“越方提出的援助计划太大，要求过高”，双方经常由此产生不愉快。

即便这样，至抗法战争结束（1954年7月）的4年多时间内，中国向越南提供了规模巨大的援助，仅军事物资援助，就有枪支15.5万支、枪弹5787万发、火炮3692门、炮弹108万发、手榴弹84万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套、油料2.6万吨、粮食1.4万吨以及大量的其他物资。由于援助的物资规模巨大，造成了相当大的浪费。当时解放战争刚结束不久，经济正在恢复之中，又值抗美援朝期间，中国自己也很困难，物资十分匮乏。中方援助人员对越方的浪费十分心痛，也为此与越方产生了一些矛盾。

中国援助越南大米

顾问与猜疑：主席1950年6月27日在接见赴越顾问部分干部时，提出了“积极援助、决不包办”的工作原则，并告诫顾问团成员要“要搞好团结、不要看不起人家、不能表现出胜利者的骄傲自满”。主席的告诫效果显著，以至于胡志明曾向主席抱怨说中国顾问们“太谦虚了”。随着边界战役和之后历次战役的节节胜利，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意见往往成为决定性意见，在越军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但双方仍不免发生摩擦：一是军事顾问对越共军官的指挥能力常有不满，这种不满的长期积累，肯定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双方关系。二是越共军官常常猜疑中方设计作战计划的动机，例如中方建议发动边界战役的目的是基于战略考量，是为了打通中国对越援助的交通线；而越方一些军官甚至高级军官，竟说是“为了剿灭那里的蒋军残匪，巩固中国的边境地区安全，是对中国有利”。三是中方在1954年力主停战，中国一度是支持越共统一整个越南的，但朝战结束后，出于国际格局和国内建设的需要，态度发生转变，再三主张在越南采取类似朝方的划界停战，引起越方的强烈不满。这些猜疑的产生，有的是正常的工作矛盾，有的是各自利益不一致所导致，更深层的是双方历史恩怨的现实反映，即便同是红色阵营也不例外。

法越战争态势：中国出手支持北越后，越南抗法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逐渐向有利于越共的方向发展。进入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的形势和利益关系虽十分复杂，但抽丝剥茧，当时的战争态势可以归纳为：一是法国已经深陷战争泥潭，尤其是奠边府战役大败后，意欲脱身；二是越共虽已占领越南四分之三的地区，但已经筋疲力尽，无力再打，胡志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曾向苏联通报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三是美国基于其全球利益，为“防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视越南为“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柱石和要塞”，正在筹建亚洲版“北约”的东南亚公约组织，急欲把印度支那三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拉入公约组织并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

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密切关注着法越战争态势的发展及演变，其中最为关注是美国筹建东南亚条约组织计划及在越、柬、老三国建立军事基地问题。新中国刚刚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抽身，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以展开经济建设。而美国的计划一旦成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将构成巨大威胁。战场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致使各方走到了谈判桌前。

日内瓦恩仇：1954年4月至7月，在苏联的倡议下，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旨在解决讨论朝国问题和越、柬、老问题的国际会议，参加者有中、苏、英、法、美、北越、南越以及老挝、柬埔寨。1954年7月3日，中越双方在广西柳州商讨抗法战争及日内瓦谈判策略等问题，当总理问及“如果美国不干涉，多久才能取得胜利”时，武元甲回答：打得好，两三年可打下，并认为“现在法国的计划不是停战，主要在收缩。如收缩成功，则法军机动性增大，继续打下去，对敌是有利的”。胡志明则估计：如果美国不干涉，要打败法国，时间至少是三五年。

基于越军在短时间内无法打败法国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核心目标，是全力阻止美国把印度支那三国拉入军事同盟及在三国建立军事基地。为此，中国代表团全力从中斡旋，说服对立各方接受中方的建议，一方面极力为越共争取利益，一方面也劝说越共做出必要的让步。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及三个停战协定得以通过和签订，各方停战，法军撤出，越南以北纬17度线为界南、北分治，老挝、柬埔寨获得独立。

客观地说，日内瓦会议使北越获得了完全的独立与解放，也为越共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争取了时间。胡志明在会后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越南还致电中方，对中国在“抗（法）战中以及日内瓦的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但在日内瓦会议上，越共有两大遗恨：一是局面占优的情况下没能实现统一，二是印支联邦计划首次落空。日内瓦会议后，一来南越在停战不久就破坏停战协定，镇压和迫害留在南方的抵抗战士和主张统一的各界人士；二来越共按停战协定不得不放弃在中、南部的许多根据地。因此，划界停战在越共内部、尤其是负责南方事务的高层中引起强烈不满，其内心对没能建立联邦更为不满。后来，越共把这笔账算到中国头上，认为是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压着越共让步，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并成为日后中越交恶的一个重要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