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想要做官并不容易

古人受到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认为做官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但是，想做官并不容易，甚至有着一辈子浪费时间也考不上官员的情况。

在古代很多朝代，没有什么工业文明，主要起作用的是农耕文明。在人口构成中，农民占有绝大多数。虽然社会并非绝对封闭的社会，很多职业也都是世代相传，但社会提供给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并不多。一个农民家庭想要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而，读书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依靠一个人甚至一代人的努力并不一定能达到目标。一般情况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养出读书做官的人。祖先不断劳动，耕种，一点一滴积攒财富，巩固自己的耕地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的耕地抵押权，逐步上升为地主。经济条件具备之后，子孙们就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了。要是一般的农民，根本无力供养自己的孩子读书，就更别提参加科举考试了。表面上看，书生进京赶考，而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几代财富累积，才造就了书生读书和赶考的机会。可以说，国家让书生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书生本身应该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并非任何人都有能力参加科举考试。

书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并非完全是自己的事，而是家族世代累积的结果。也就是说，书生本身背负着家族的使命，要是考中了，就会为家族办事，把家族中的人提拔为身边的亲信。家族有事的时候，官员一定要带头去办，即便饥荒的时候，官员也要带头去为家族募集粮食。毕竟，书生赶考成功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于是，书生要始终为家族提供福利，还要无偿为家族服务。也就是说，书生考中之后，并不代表他自己飞黄腾达了，而是代表他背后的家族有了权势，办事比较方便了。于是，考中之后的书生在官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以免弄不好被罢免了官职。要是被罢免了官职，书生的一辈子也就完了。被重新启用的可能性并不大，除非官员会站队，一入官场就站在了实力比较庞大的一派队伍里，和他们有银子方面的来往。只要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就不怕皇帝降罪了。上有保护伞，下有一帮家族兄弟组成的打手集团，到哪里都能把事情办好。要是像清官海瑞一样，一般都会被弹劾，甚至家里过年都吃不上一顿肉。

要是书生读书好多年，考试的时候考不上，就比较悲惨了。科举考试就是一场智力和能力的比拼。权贵们有钱，可以让孩子从小接受比较优秀的教育，等到科举考试前夕，可以通过内部关系透露一些考题，甚至可以搞一些夹带、替考的事情，当然，并非都是如此，等到朝廷抓得比较严的时候，权贵们就不敢肆意妄为了。但大多数时候，考试没有暴露过夹带和替考的事情，并非没有，而是有————监考官员早就提前收了银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也就是说，考试不是没有作弊的，而是官员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与稳定，故意不报，也就轻松放过了很多作弊的考生。对于一般人来说，科举考试就是人生鲤鱼跃龙门的最好时机。考试能考中当然好，要是考不中，就得再等三年。考个秀才容易，再往上考就不太容易了。宋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意思是，三十岁考中明经就算是老的了，而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的呢。范进六十多岁才中了举人，欢喜疯了。虽然是小说，但可以反映现实。

科举考试的淘汰率很高，以至于很多书生平时用功，考试的时候并不能超常发挥，以至于名落孙山之后，自觉无颜面对家族父老，就在外面游荡，不敢回家，有的甚至“自挂东南枝”。上吊自尽了。为了科举考试而自尽的书生并不在少数，只是没人统计罢了。很多书生考了一辈子，也没有考中，却耽误了一生的光阴。要是用这一生的光阴去经商，不早就赚了钱吗？其实不然，当时是农耕社会，对商业不重视。商人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的人，还到处被盘剥，要是翻了船，折了本，也没人管，被土匪山贼劫了货物，也要自己负责，官府根本不管。于是，商人们要自生自灭，要是书生转行做了商人，一般情况下会赔钱。他们读的是圣贤书，还没有转变为奸商，不会商业思维，当然要赔本了。

考中之后的书生会迅速适应官场，学会官场那一套迎来送往的规矩，不但要给上级送银子，而且要提拔家族内部的成员，组成牢固的利益统一体。于是，官员就成了代表家族利益的有出息的人。他们要重建人生的信仰，而不能像原来读书一样修齐治平了。有银子才能办事，没银子就只能被人排挤。于是，他们要巧立名目，损公肥私，还要善于“捂盖子”、“打棒子”，成为一个地方不容置疑的权威。如此一来，官员就成了脱离老百姓的纯粹的统治阶级，而不是以前要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了。

能够获得书生读书资格的人比较少，是家庭世代累积的结果，而赶考的书生考中的又比较少，考中之后会做官的比较多。如此一来，古人要想做官就变得非常不容易，统治阶级不会轻易放开口子，让一介书生跻身统治阶级，而是会让他们经过层层选拔，才能进入。而读书人多如牛毛，考中的凤毛麟角。也就难怪考中之后的书生们迅速蜕变，成为被官场酱缸染黑的一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