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审张春桥，2个月庭审不发一言表情阴森，被判死缓满头冷汗

张春桥，被称为江青的“狗头军师”。

1976年10月，张春桥被捕之后，和江青等人被投入了秦城监狱之中。

他们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但他们曾经都是显赫人物，如何审判他们，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

中央审判指导委员会给预审工作确定了“罪与错”的界限，预审组进驻秦城监狱，浙江组主要负责张春桥的预审。

1977年，浙江组在秦城监狱的一间预审室之中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

这次提审并不急于让张春桥悔罪，预审人员告诉张春桥现在在监狱外的真实情况——“文革”已经在他们被捕的时候结束了，新的党中央正在领导全党也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现在全国稳定，致力于经济建设……

张春桥就这样听着，身体纹丝不动，一句话都不说。

浙江组组长王芳、副组长黄荣波先后提审了张春桥十次，但张春桥始终不肯开口。

后来小组成员把王洪文和徐景贤押到张春桥的面前，当堂指证张春桥的罪名，张春桥依旧是什么都不说。

“二办”（审理“两案”专设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副主任、审讯组组长汪文风其实也找过张春桥谈话。

刚开始张春桥还会愿意开口的，他曾交代“四人帮”曾经约见在钓鱼台17号楼秘密议事，当时这群人商量着怎么拱倒周恩来和邓小平。

汪文风问张春桥：“在拱倒周、邓之后，你们商量如何做安排了吗？”

张春桥当时毫无戒备，顺口就说了大实话：“当时他们商量着让王洪文当委员长、推举我当总理。”

一向自诩能够深思熟虑的张春桥，无意之中说出了他们搞阴谋、想篡权，他们拱倒别人不是因为被动地“执行”，而是因为在给自己谋权篡位，野心昭然若揭。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说完就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汪文风立刻抓住这个关键问题审问，但张春桥再也不说话了。

和张春桥表现完全不同的就是江青，她一直在喋喋不休，为自己的罪行百般狡辩，还不停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预审人员。

江青在法庭上

负责预审江青的江苏组同志忍无可忍，有一次干脆将录音机撤了下去，和江青面对面辩论了起来。

争吵也好，闷不吭声也罢，都让预审更加艰辛。他们“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都不是头脑简单的人物。

张春桥既然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那么预审组就将他的犯罪事实通过证据和证人的证词展现出来，必要之时还会请来证人对质。

张春桥最多的表情就是低头，或者翻白眼，把头偏过去以做反抗。

预审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王洪文在受审之中逐渐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罪行，争取立功赎罪；姚文元为了自己也交代了一部分的事实。

预审组的同志们把王洪文带过来，让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揭发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

张春桥

王洪文从出现到说完，张春桥都是十分惊讶的，他也没有想到曾经的“心腹干将”、一手提拔上来的王洪文会直接交代事实。

张春桥依旧不做声，但内心深处肯定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预审组的同志们就是想要最大限度地孤立江、张两个死顽分子。

张春桥想要用不言不语来应对所有的审问是不可能行得通的，他无法掩盖事实，也无法阻止这些证据形成法律依据。

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张春桥作为主犯，第一次被推上了审判台。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伐很慢，整个人都显得有气无力。

他心有不甘，头撇向一边，也不愿意看任何人，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准备来杀头”的。

观看审判江青等人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无论法官说什么，张春桥都是低头不语，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警告：

“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

王战平话音刚落，徐景贤就被带了上来。

徐景贤说，1967年9月，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工总司”的全体委员，他亲口说出，“文革”就是“改朝换代”。

徐景贤还提到，张春桥总喜欢用《红楼梦》之中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来对手下的人进行反革命的气节教育，所以他的那些心腹，确实曾经准备着随时被杀头。

马天水作为证人，也说，张春桥在和他谈话的时候，也指责“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革是‘改朝换代’”。

正是从“改朝换代”的思路出发，可以看出张春桥正是扮演着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角色，不但积极参加对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的迫害。还在想方设法往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亲信。

张春桥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根本不管不顾党的原则，将一些根本就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之中，这些人都是他的垫脚石。

法庭随即用投影的方式展示了证人所讲的指挥武装叛乱的两个秘密指挥点的照片，介绍两个指挥点的具体情况。

这两个指挥点，一个是丁香花园，另一个是东湖招待所。整个法庭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提起头来看着投影的屏幕。徐景贤慢慢抬起头，胆怯地看着这些罪证。

而张春桥还是低着头，他不会去看，不会去轻易接受这些事实。

公诉人根据被告张春桥的犯罪事实和他在法庭上的恶劣态度，建议法庭从严惩处。

徐景贤在法庭上确认了这两个指挥点的名单是他亲手开列的。他们曾经在这里秘密谋划，在半夜零点听到中央电台广播的党中央决定，第一次明确讲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徐景贤就在路上恶毒地攻击了华国锋。

徐景贤话说到这里，张春桥依旧是面不改色，好像徐景贤说的一切都和他无关。

第二个证人施尚英向法庭陈述了上海武装叛乱的具体实施情况，期间，张春桥依旧是面无表情。

施尚英退庭之后，张春桥也被带了下去，他依旧是阴森森的表情。

张春桥还组织和操控过一个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就是“游雪涛小组”。

1980年12月4日，张春桥再次被带上法庭，第一审判庭就吃特务组织的问题询问张春桥。

张春桥的应对方式依旧和从前一样，一句话不说，甚至没有表情的变动，即便认证和物证都在面前，也是无动于衷。

只不过这次，当公诉人代表、检察官王芳发言：“这个特务组织在活动期间，制造了26起冤假案件，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有5人致死。”

张春桥的头慢慢低了下去。

证人揭发张春桥

随着庭审的深入，张春桥有时候也会半睁开眼，对审判台前放映的罪证迅速瞥一下。他的内心是恐惧的，也许他也没有想到，关于他的罪证收集能够如此详细和周全，他依旧不说话，但他也在害怕。

这就是张春桥自以为是的、对付法庭审判的办法。林彪集团的几名主犯都不及张春桥深沉老练。他和“四人帮”其他四个人也不一样，他思想很顽固，对抗也很顽固，他知道自己没有江青那样的“资本”，可以去大吵大闹，现在大势已去，大吵大闹也没有任何用处，现在只有一个字不说，他感觉法庭就拿他没有办法，就无法给他定罪。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从开庭公诉到审判闭庭，两个多月，张春桥就垂着脑袋坐着，嘴唇紧闭，不说一个字，也不愿在判决书上签字。

“不论你是无言可答或是拒不回答，都不影响本法庭的审判。”在最后法庭让张春桥辩护和做最后陈述之时，审判长重复了几遍这句话，他依旧不理睬，法庭给予他最后两分钟的考虑，法庭全程静默地等待着，他依旧没有开口。

1981年1月25日，由江华庭长宣读了《特别法庭判决书》，在读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之时，江青慌忙叫喊，法警立刻摁住她给她戴上手铐，全场爆发出激烈的掌声。

江青被拖了下去，在读到张春桥的判决之时，他再也没有办法保持从前的沉默和冷静，他的下巴和额头上全是汗，几乎站立不住，歪向一边。

无论他如何抗拒，无论他是否接受，他最终还会落得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下场，他终于还是应了自己“要杀头”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