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为什么没有亡国

汉武帝统治期间穷兵黩武，以致户口减半、流民四起，却没有走向亡国的命运，其原因有二，其一是武帝在四处征伐之前已经完成了制度改革，为其实现宏图大志奠定了物质和政治基础，其二是在祸患初现时及时改弦易辙，从武功逐渐转向文治。司马光在其《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刘彻执政期间的作为有这样的评论：汉武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但没有说清楚其原因，为何就没有亡秦之祸？窃以为，汉武帝统治相当折腾，之所以没有亡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西汉王朝自从成立，直到昭宣中兴以来的政治改革，遵循一种渐进式的思路，实现了统治思想的平稳过渡，没有引起社会剧烈大规模的动荡，所以才没有走上秦王朝的老路，也保证了大汉王朝延续四百年的统治。

就拿汉武帝来说，他本人就是西汉王朝的改革者，开创了西汉王朝一个崭新的，不同于文景之治的时代，汉武帝本人对大将军卫青，就说了这样的话：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这段话反映出汉武帝对自己的改革是有很深刻的认识的，或者说，汉武帝阐述了自己改革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汉王朝因为是在内忧外患诞生的，所以必须时刻处于改革之中。纵观汉朝四百多年，外戚问题和地方势力始终是其重大问题，仅仅在西汉初期，前者导致了诸吕之乱，后者导致了吴楚七国之乱，再加上匈奴、西域、南越等不稳定因素，所以西汉王朝无论内部外部均不太平。如何处理中央内部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中央与外族的关系，是西汉皇帝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汉武帝认识地很清楚，所以才会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他知道变更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应付汉王朝面临的各种威胁；

其次，汉武帝的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谋利益，也为了后世的千秋万代，所谓“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这句话表明汉武帝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造福子孙后代。我们知道，一个政权，若要保证稳定，不出现大的祸患，政策的延续性是必要的，正如人放点小血有利于健康，大出血就会死去，一个道理。汉武帝作为一个政治家，考虑的不只是当时，而是，大汉王朝千秋万代的利益，他要为大汉王朝的政治统治立下一个切实可行的规划，从而从实质上维护刘家统治的稳定；

第三，汉武帝为自己多年来的攻打匈奴的行动进行辩护，认为这是为了天下的安宁。其实自从文景之治以来，汉朝上下已经对发动战争攻打匈奴形成了共识，无论是贾谊、晁错等人都对这场注定要来的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规划和设想，西汉帝国迟早要变成战争机器，只不过这台机器在汉武帝手里发动了。西汉初期，由于穷困，连大夫们上朝都要乘坐牛车，这个时候对匈奴和亲，当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兵强马壮，经济繁荣，正如司马迁所说，“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个时候还需要忍耐吗？

第四，汉武帝承认，改革是有过错的，并不是完美的。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改革，的确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虽然出于迫不得已，但也给西汉王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流民四起，损耗过多，户口减半，他希望后世不要学习他这方面，不要走上秦王朝的老路。西汉王朝，是在吸收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经验中而诞生的，建国初期，贾谊等人便已经对秦朝的教训进行总结归纳，创作了《过秦论》等作品，对秦王朝进行系统分析。汉帝国的君主时时刻刻以秦王朝为戒。所以西汉王朝的纠错能力，是其能在武帝折腾之后，能够免于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汉武帝时代的改革，究竟具备哪些特征呢？我们可以从盐铁会议一探究竟。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也就是汉武帝驾崩6年后，当时的辅政大臣霍光以昭帝名义，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总结和辩论。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贤良文学从三个方面概括了汉武帝时代的政策特征，贤良文学来自各个郡县，都是当时儒家学派的人才，而且与民间有很深层次的关系，他们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的认知，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忄朁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在这里，贤良文学概括了汉武帝时期政策的几大特征，

第一，指出了汉武帝在不同时期团结利用的几大力量，就是奋击之士、兴利之臣和酷吏。首先，汉武帝为了击败匈奴南越等势力，启用奋击之士，如卫青、霍去病等人，发动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外战争，虽然抗击了匈奴，然而却造成了财政的匮乏；到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左右，连年征伐匈奴导致“财匮，战士颇不得禄”，汉帝国发生严重财政危机；面对财政的匮乏，汉武帝启用了桑弘羊等兴利之臣，垄断盐铁，与民争利，解决了中央财政问题；慢慢地，由于与民争利，实际上就是政府的巧取豪夺，导致百姓反抗，汉武帝开始任用酷吏，比如张汤等人，实施严刑峻法，来镇压对他不利的人。据史书上说，张汤最擅长的就是听从汉武帝的旨意，汉武帝不想动的，就心慈手软，故意留后门；汉武帝要整的，就露出青面獠牙，往死里整。

应该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奋击之士、兴利之臣还是酷吏，最终都只是汉武帝利用的对象——卫青到了最后不敢乱说话才得以善终，桑弘羊等人也没有好下场，至于张汤，最后落得个自杀，可见汉武帝不过是以帝王之术利用而已；

第二，汉武帝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是根据时代发展变化而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他做出每一步都是有预谋的，认真定好的。贤良文学使用“故”、“是以”，说明汉武帝的所有改革措施不是没有理由的。譬如在攻打匈奴之前，汉武帝已经攻打了南越并且取得了胜利；在与民争利之前，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将散落在各地的豪强贵族强制迁移到长安居住，还杀了豪侠郭解；与民争利看到不对劲了，立即转变政策，向着休养生息的路线部分回归。这些都是渐进式的改革，时间跨度达到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正是因为渐进，所以才能及时止损，修正错误，保证西汉王朝的活力，才不至于“五十头牛都拉不回”，避免了王莽一样的下场；

第三，汉武帝实现了西汉王朝政策的根本转变。汉宣帝曾经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秦始皇微服出行，路遇盗贼「见窘」，意味着一度有危险，幸亏武士击杀了盗贼。而出了秦国，秦始皇通缉的「罪犯」项梁，在楚地呼朋引伴和当地官员打成一片。秦朝灭六国之后，已经是末世景象，而非蒸蒸日上的新王朝。

都说秦法残暴，但是汉承秦制，却可以称之为「与民休息」。可见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秦法，而在于：秦皇和二世在如此脆弱的统治基础下，依然大量的劳动民力。这种情况下动用民力1分，民力往往就会被层层压榨到10分；六国贵族尚在，影响力也都还都在。结果借着秦法严苛这个借口，六国贵族在秦始皇死后就都迅速复国了。

相比之下，汉武帝时候的情况就大大的不同了。

汉武帝

汉武帝的时候，文景已经休养生息了七十年。并且汉景帝平灭七国之乱，其实是大大的增加了中央的控制力。而汉武帝由此进一步的对诸侯王进行打击分化，一方面是推恩令，另一方面是对诸侯王不断的进行严厉的处罚，削去封号——比如让刘备的先祖刘贞失去封号的「酎金失侯」事件。

同时，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官员，汉武帝都是任用酷吏，以法御下的。丞相这么大的官同样是朝不保夕。

丞相，乐安侯李蔡，占了景帝寝陵旁的一块空地，被汉武帝问责之后自杀；

丞相，武强侯庄青翟，因为文帝陵寝被盗，监管不力被问责，下狱后自杀；

丞相，高陵侯赵周，这个最冤，因为「酎金失侯」的过程中对诸侯王不严格，被问责自杀；

丞相，葛绎侯公孙贺，因为被大侠朱安世所攀扯进谋反案，族诛；

丞相，彭城侯刘屈氂，因为想要立昌邑王为太子，事情被打了小报告，族诛。

百官之首的丞相尚且如此，别的就不用说了。导致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之死的巫蛊之祸，前后杀了几万人，百姓和官员都有，汉武帝本身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对百姓，汉武帝也绝对称不上一个好皇帝。什么盐铁专营这都算了，『告缗钱』就是一项恶政。这个政策理论上也是好的，相当于打击汉朝的偷税漏税制度，根据财产收税。但是谁愿意如实的汇报财产啊？于是商人基本上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汉武帝于是来了大招，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者，奖励额甚至达到偷保税额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你告我偷税，少交了1000钱，那么国家就会奖励给你500钱——同时对我严厉的惩罚。

这个激励实在太强了，并且财产这个东西实在太模糊了，很多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少报了，但是有心人就完全可以找出刁钻的角度，证明「少报了」。而国家收税，自然是多多益善，史载该次行动『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

同时这次行动还没收了大量的土地归公，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基本上只有赤贫才是安全的，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这项政策执行了9年之后，汉武帝停止了告缗行动。但是汉朝亡了么？显然没有。商人破产只影响具体的人的命运，而等政策停止了，商品交易的机会还是存在的，还会有新的商人，经济还会继续发展。

除非是统治机器本身要失灵了，否则任用酷吏一般情况下是增强统治而非削弱统治的，而汉武帝又着力的打击豪强和诸侯王——所谓民无头不行，秦朝为什么叛军可以迅速做大，都是因为六国旧贵族的号召力，现在汉武帝把民间这些有号召力的豪强都流放的流放，抓的抓；而诸侯王又都严厉的看管了起来，民间想要自发的形成一个核心是很难的。

就这样双管齐下，一方面任用酷吏，造成人人自危的效果；另一方面打压官员、贵族和豪强，打击这些潜在对朝廷造成威胁的因素。同时也要看到汉武帝对军权抓的也一直都很牢，在他治下基本上没有形成军头，将领直接听朝廷调遣。

这些民间的怨言和愤恨，最后在汉武帝身故之后，通过谶纬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了人心厌汉的效果，比如「公孙病己立」、「代汉者当涂高也」等等。终究还是成为了汉朝灭亡的导火索，不过那已经是几乎一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汉武之后，又是昭宣中兴，酷吏政治也好，巫蛊之祸也好，告缗钱也好，这些仿佛都揭过了，汉武帝依然是汉朝的世宗，在太庙里享受香火的祭祀。

汉武帝虽然残忍，但也打碎了不少利益集团，清除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所以改革才能顺利进行，政策才能顺利调整，不像东汉中后期，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轮着上阵，中央政府疲于奔命，皇帝被架空，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治理百姓只好依赖地方，到最后不得不形成割据，被利益集团裹挟，哪有时间研究什么政策问题呢？所以诸葛亮感叹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可以发现，西汉不得不亲近贤臣，而东汉，不得不亲近小人，区别在于，是不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在解决了各个利益集团，完成改革之后，汉武帝发布了《轮台诏》：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轮台诏》，田余庆先生将其视为西汉王朝政策的重大转折，认为西汉王朝回归了老祖宗休养生息的路线，让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让西汉王朝免于灭亡的命运。然而2014年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发表《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认为轮台诏“只是一种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汉廷的政治路线”，对田余庆的结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到了2016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勇试图折中两人观点，指出“武帝统治方略的调整是一个缓慢、复杂的过程”，“我们既不可否认《轮台诏》有重民生的调整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政策转折，但也要看到其远未完成这一过程”。

《轮台诏》虽然意义重大，但也只是一个局部的政策调整。汉武帝本人并不希望政策过度调整，从他驾崩之前任用的顾命大臣就可以看出来。例如霍光，“出入禁闼二十馀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又如金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可见这些都是老成之人，以稳当头。可见汉武帝根本就不希望他指定的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在整个昭宣中兴时代，基本上还是沿着武帝路线走下去的。

实际上在盐铁会议——这场关乎汉王朝未来命运的大讨论中，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们，主张的就是根本改革之路，他们提出了三个很尖锐的问题：要不要放弃战争机器，让汉王朝重新恢复与匈奴等国的和好政策？要不要放弃盘剥百姓，恢复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要不要减轻刑罚，恢复汉朝初期的法律政策？他们认为汉武帝在这三个方面犯了错误，要求朝廷纠正错误。从这个时期开始，儒家学派们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这个国家了。所以说所谓盐铁会议，实际上就是儒家复古和武帝政策两条路线的争论。

然而事实证明，盐铁会议除了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进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之外，并没有彻底改变武帝的路线，或者说，盐铁会议就是大夫阶层和贤良文学的妥协而已：

昭宣中兴之时，严刑峻法照样是主流，和汉武帝时期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汉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皇帝，然而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霍光立即废掉了昌邑王，并且将其带来的二百余人全部杀掉；后来霍光死了，新即位的汉宣帝，毫不留情就将霍氏一族诛灭，“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以至于汉宣帝时期的路温舒无比悲愤地说：

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

严刑峻法固然不好，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然而它也在实际上维护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秩序，让西汉王朝能够及时度过如同昌邑王、霍氏之类的较为严重的统治危机。

至于匈奴，昭宣中兴时期仍然在与匈奴对抗，元凤三年，匈奴攻击乌桓，霍光派遣大将军范明友袭击匈奴，获得了胜利；本始二年(公元前72)汉遣田广明、范明友、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十六余骑兵与乌孙配合，大击匈奴，一直到陈汤打败匈奴，杀死了郅支单于，西汉与匈奴的战争才真正结束，西汉才从真正意义上恢复了过去的和平共处政策。班固赞扬昭君出塞，“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其实背后是汉朝的强大和匈奴的臣服。

就算是霍光等人重回的休养生息政策，也只不过是遵循汉武帝的轮台诏而已，并没有违背汉武帝的意图。

所以说，昭宣中兴实际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续。霍光他们明白，大汉王朝绝不可以走上一条名为复古，实则改旗易帜的道路，汉武帝的路线必须要坚持。小修小补可以，大规模的变革，就是一条邪路。这便是霍光等人对贤良文学的回答。

至于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改革，在昭宣中兴时期并没有实现，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说：

汉世儒家所怀根本改革之计，虽迄未尝行，然奋起而主张之者，亦迄未尝绝。

他们的主张直到汉元帝之后才逐渐实现，例如汉成帝时代的大臣谷永，他甚至说：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你姓刘的自然可以不当皇帝。这种话，当然有些叛逆，然而到了汉成帝耳中，他没有动怒，仅仅付之一笑，并继续让谷永发表意见。他实在痛恨谷永，也只好让其闲居在家，谷永最终是享尽天年而死的。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那时儒家的改革已经快要完成了，而他们的顶点，叫王莽。

于是西汉亡了。

汉武帝固然吸贫民的血，但毁灭性打击了天下一切既得利益阶层，将贫富悬殊一变为贫贫相怜。他几乎横扫了整个王侯将相、富豪、黑社会大佬、高利贷巨头、大工商业主们的群体；对外，大面积的消灭了一切对汉民族生存构成挑战的敌对有生力量。

这一系列横扫+大面积消灭，最终就是给了底层民众一点喘息，头上的吸血者少多了。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之下，全社会所有阶层都要做出最大化牺牲，而不是像别的时代那样，从来只有最底层承受了最重的负担。这是一种少见的“黑色公平”。

一个盐铁改革，就剥夺了全体大富绅、高利贷、豪强们的生计，像卓文君她爹那样，仅仅凭一堆野生山芋就能役使成千的贫民当免费工奴的工商业大寡头，只能回家养老。

再出台一个“算緍”政策来补刀（让富人申报财产，再以追查隐瞒为由没收他们全部财产），又没收了上述一切人等的田宅、现金和奴隶，让他们连老本也吃不成。光是一个酷吏杜周，一年就消灭几十万高收入阶层：“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长安的诏狱里，关押的就有六七万，“廷尉及中都官诏狱至六七万人”（皆见《汉书》）。风暴之后，实力在中等以上的豪商、吸血者基本荡然无存，光是政府没收的田产，大县几十万亩，小县上万亩。至于房产、奴隶更是无以数计。

一场反铸钱运动，干脆搞得全民皆盗，受打击最重的依然是有一定实力、灰色收入高的群体，对于从犯性质的贫民，汉武帝最终“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而自首免死的另有100多万。

一个酎金事件，就削夺了106个侯爵的待遇。

武帝的折腾，是对各类官僚、既得利益者的折腾。以上还不够，再加上无休止的清洗、杀戮，汉武帝一朝，先后当过宰相的只有公孙弘一人善终，还主要是靠年事已高，去世得早。追随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李广利而立功封侯的新贵们，像公孙敖、公孙贺、赵破奴等几乎全部杀光，路博德算是侥幸在迫害前去世。李广家族出将入相者竟无人善终，李广利">李广利家属被族诛。即使如张骞、王恢、赵弟这类基层劳苦功高之辈，也被削去爵位和待遇。汉武帝身边宠幸的佞臣，像韩嫣、李延年之流，也多被灭族。

他重用的一大批酷吏，最突出的代表们，像张汤、王温舒、义纵、宁成他们每个人都消灭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也互相残杀，最终在汉武帝手里全部死光，有的整家杀掉，活下来的只有杜周等个例。

对外，对汉民族的和平发展构成扰乱、威胁的匈奴被打得“漠南无王廷”，前后斩首俘虏以三十万计，匈奴壮年人口直接被杀掉几代人，打出一个人口断层。匈奴人每当路过已成汉家乐土的阴山，无不痛哭流涕。经过武帝一朝，匈奴从此永久性无法复兴。

强悍的羌人被驱逐到更荒僻的地方。

侵扰过汉地的南越被直接灭国；招诱汉降人的朝鲜被直接灭国；苛待汉人民间商队、使者的楼兰、车师、大宛诸国，其国君全部掉了脑袋；绿洲霸主轮台，直接灭国，而且从DNA上被注销。反叛汉朝的西南古国且兰，被斩首数万人，从此消失…………

汉武帝呢？他用一代人的功夫做了十代人的事，奠定了疆域，毁灭性的打击了国内的权、贵、富。等他去世时，阻碍贫民休养生息的吸血集团大伤元气，或荡然无存。社会心理得到了平衡，也保障了后代有一个和平生息的内外环境，没有人再能撼动大汉帝国。

这就是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的全部原因。适度的变革和政策的稳定性两者都非常重要，而汉武帝，恰恰就做到了两者的平衡。他是个改革家，然而又很注意分阶段量力而为，一旦发现做过头就及时纠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过去的利益集团，从而很顺利地开辟了新的道路，为昭宣二位皇帝所继承，这才是汉武帝没有导致西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换句话说，改革是要改的，然而如何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平衡，这是每个政权必须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