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起义前犹豫，面对部下询问他坦言：我的如夫人是军统特务

1949年9月，时任国民党军重庆行营副主任潘文华的家中迎来了一位贵客——郭勋祺。

郭勋祺过去曾是潘文华的老部下，两人交情非同一般，只是此次见面后，潘文华却不由得吃了一惊，因为据他所知，郭勋祺早在一年前便已经被刘邓大军在襄樊战役中俘虏了。

图|潘文华

两人见面后寒暄了一阵，但潘文华也了解到郭勋祺此时此刻来到此地，带给他的只有两个字：

“起义。”

原来，就在襄樊战役后，郭勋祺被俘。作为一名川中名将，郭勋祺与刘伯承、陈毅均有旧交，抗战时期曾想过率部起义，遗憾的是，那时我党考虑到正值建立抗日统一民族战线，因而未予同意，此次被俘后，经刘伯承、陈毅做工作，郭勋祺决定返回四川去做策反，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做工作。

郭勋祺一路先是到了武汉，然后被裹挟到了南京软禁，经李宗仁说情后才幸免于难，之后返回四川，以中野敌工部的名义，向老同学、战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可以说郭勋祺一路能来到重庆，见到老上司潘文华，可以说是相当不容易。郭勋祺劝说潘文华：

“不如立即在重庆起义。”

图|郭勋祺

潘文华思虑再三，却始终拿不定主意……

川军五行

所谓的川军五行，是指四川军阀中最有实力的五个人，他们分别是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王陵基。

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生态，四川军阀在近代历史上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管辖，各个地区分别由不同的军阀控制，连年征战，即便是经过了一系列的吞并后，四川军阀内部依然派系众多，一直到1933年以后，刘湘击败了刘文辉，才算是终结了四川连年军阀混战的局面，后来抗战爆发后，四川军阀麾下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出川抗日，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

刘湘一开始作为四川军阀，其势力并不显眼，但随着后来逐渐发展，势力反倒居于各派之上，在他的统一筹划下，各派系均相安无事，刘湘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川王”。

可惜的是，刘湘于1938年1月20日因病去世，以他为主的川军一系后来受制于蒋介石的中央军，最终被消耗在抗日战场上。

而他的老部下潘文华，最终顶替刘湘的位置，成为川军五行之一。

潘文华能成为接替刘湘的人，除了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图|刘湘

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潘文华护送刘湘的灵柩回到四川，因潘文华所属的两个师在广德保卫战中受损严重，刘湘部另一名将领唐式遵借机诬告，致使潘文华被蒋介石撤职留任，回到四川后的潘文华心灰意冷，闭门谢客，不再理会外面的事。

刘湘死后，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取川中大权，并任命亲信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可四川地方实力派均不肯承认，蒋介石也没办法，只好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代主席。

事实上当时四川地方实力派中，反对声音最大的，当属刘湘生前就建立起来的武德励进会，该组织是以刘湘军中营以上骨干建立起来的，会长是刘湘，但在刘湘死后，该会群龙无首，武德励进会不得不召集成员坐在一起开会，商量推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当这个会长。实际上就是选刘湘的继承人。

王陵基、王瓒绪都很觊觎这个位子，但两人后来谁也没有当选。

刘湘部元老钟体乾建议：

“要选一个刘湘生前最信任的人。”

思来想去，大家都想到了正在闭门谢客的潘文华，他不仅仅是刘湘最信任的部将，同时在刘湘部有很高的威望，这个提议一出，立即得到了在场人的一致响应，甚至有人在会场上公然宣称，如果反谁对这个提议，谁就是“川奸”，人人得而诛之。

图|蒋介石

见潘文华轻易地就获得了刘湘的位置，蒋介石也很无奈，只能放弃打压他的想法，任命潘文华为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副主任，其中集团军下辖三个军九个师。1939年3月，蒋介石又晋升潘文华为二级上将。

尽管蒋介石竭尽全力地拉拢，但潘文华早就看清了蒋介石的本质，刘湘生前就嘱咐过他：

“蒋介石这个人无论嘴巴说得多甜，决不能信任，只有联合与我利害相同的力量，与之周旋，才有活路。”

因此潘文华当上武德励进会会长后，积极团结在川中的势力，并与中共合作，以对抗蒋介石的吞并。潘文华在重庆时，便积极与中共南方局合作，与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交往，双方建立起统战关系，潘文华还在成都专门设电台，以便于与中共联系。

潘文华联合邓锡侯、刘文辉以及龙云，签署了川、康、滇三省联防协议抵制蒋介石渗透，并策动驱逐王瓒绪，后来是蒋介石从中干预，提出自兼四川省主席，以秘书长贺国光代理四川政务为理由，这才迫使潘文华不得不答应下来此事。

蒋介石几次派遣人员企图渗透进入四川，都被潘文华以保荐升官以及送钱的方式送走。

在蒋介石不断地挖空心思打压之下，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军将领也越来越意识到蒋内心的险恶用心，团结的也更加紧密。

潘文华的忧虑

图|抗战时期川军出川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以及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根据中央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立即转入进军西南的准备过程当中。

事实上作为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早在渡江战役之前，便派人专程赴上海见民盟主席张澜，张澜告诉两人：

“蒋介石即将彻底失败，川康的问题要看自己的力量如何米作决定。如力量许可，就应采取主动，迅速脱离蒋帮，加入革命阵营；如力量不行，则应等待解放军入川时再配合行动。不管怎样都要作好准备。”

即便如此，刘文辉、邓锡侯在当时仍有顾虑，虽然他们早从抗战时期就已经与中共取得了联系，并且也了解了我军的政策，但考虑自己在过去历史上，既是封建军阀、大地主，又是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心里始终犹豫不觉。

中共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针对二人这样一种情况，立即派出专人与之联系，晓以民族大义，并宣传了中共对于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成功打消了刘文辉、邓锡侯的疑虑。

与刘文辉、邓锡侯不同，潘文华尽管内心很赞同中共的政策，但他当时身边已无一兵一卒，成了一个彻底的光杆司令。

因为潘文华一贯反蒋的行为，早已引起了蒋介石深深的嫉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突然宣布，裁撤川陕鄂边绥靖公署，裁撤潘文华的儿子潘清洲的巴山警备司令部。然后又借口整编部队，裁撤潘文华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仅保留潘文化的56军军长以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同时，四川省银行改组，潘昌猷的董事长也被迫下台，潘文华集团遭到一连串的打击。

潘文华先后请程潜、陈诚说情，但蒋介石仍不罢手，他为了使潘文华彻底远离成都，下令成立川黔湘鄂边公署，调潘文华的部四个师驻防黔江、酉阳、秀山及湘西边境。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控制的川康地区形势已然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1947年秋，国防部又二次下令整编部队，潘文华所部56军又改为整编56师，其子潘清洲任少将师长，眼见潘文华弱势，蒋介石更是毫不留情，对刘湘部、潘文华部出身的将领采取逐个分化打击，截止1949年前，潘文华所部均被东调西调，几乎都被肢解。

潘文华骤然遭此打击，心中怏怏不快，只好告病赴成都休养，蒋介石直接下令，调潘文华任重庆行辕副主任，实际上潘文华此时已无权无势，处于有职无权的状态。

一直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过长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已呈崩溃之势，潘清洲趁机在洪湖搜罗旧部，组建了235师，并自认师长。

潘文华不是不想起义，但他一来顾虑自己过去的历史，二来顾虑身边保密局特务的监视，实在难有起义的机会。潘文华之所以告诉郭勋祺“时机未到”，很大成都上也是源于此。

图|解放军西南作战经过要图

一天下午，潘文华的参谋长杨续云来汇报情况，两人一直聊到了傍晚，杨续云才准备离开，潘文华一直看着身边的姨太太出门去，这才又拉住杨续云，打算拉他到内室在好好谈一谈。

作为潘文华的部将，杨续云知道此时他所思所想，见此情形也直接开门见山聊起来：

“潘主任，恕我直言，国民党人心丧尽，大势已去矣！尽管国防部还有几个人在那里大吹大擂什么长江天险固若金汤。可你我都清楚千里江防，无所不备，无所不寡。从古以来的渡江攻击，没有一次不成功的。我敢断定，几天后的局面准会是那句古诗所云：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潘文华摇摇头，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些天我也烦透了，有些劳神。”

“咋回事儿？”

“还不是我那位如夫人闹的。”

杨续云心里很清楚，其实不单单是潘文华，像刘文辉、邓锡侯身边，都有军统安排的特务，原来戴笠还在的时候，军统就秉持他的意思，搜罗社会上一些颇有姿色的女性加以训练，然后将这些人送到一些地方实力派身边，借机刺探消息情报，就连蒋介石十分信任的胡宗南，身边也被戴笠安插了叶霞翟。

事实上，潘文华虽然无权无势，但毕竟在重庆经营多年，他早就探查清楚，自己这位如夫人与保密局有过接触，只是一直碍于情分，所以才没有处理。

潘文华深深叹了口气，告诉杨续云：

“这些天，我这位太太老是缠着要我去香港或加尔各答。其实，我早已下定决心，既不愿去台湾，又不愿流亡异国，当然只有反蒋起义投向人民阵营，伤脑筋的是她的出路如何安排。”

杨续云考虑再三，给潘文华出主意：

“这位太太虽然有军统背景，但到本集团后，并没有干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举动，这是因为以主任您的地位，她乐得安安稳稳地当个一品夫人。但现在既然决定与蒋决裂，以她的身分，一来不好和中共见面，二来无法向她的组织交代，看来主任您只有下决心与她分道扬镳了！”

图|刘邓潘起义旧址——彭县龙兴寺舍利塔

潘文华点点头，心中下定了决心：

“我与她也只好分手了，不过相处多年，好见还须好散。”

于是，潘文华开始做准备，他将家中大部分的金银细软全部交给了这位如夫人，并将她礼送去了香港。

黎明前的黑暗

1949年11月中旬，潘文华启程赴成都，与刘文辉、邓锡侯汇合，随时准备待机而动。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党军30余万溃兵汇集成都。

蒋介石来到成都后，立即召见了刘文辉、邓锡侯、张群，下令要求刘文辉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刘文辉机智应对，蒋介石并未看出端倪，但要求先派飞机护送刘文辉、邓锡侯家眷前往台湾，两人只好以屡受中央军排挤为借口大发牢骚。

考虑到成都已经太不安全，潘文华在与刘文辉、邓锡侯商量后，决定以养病为由，到邓锡侯95军控制的彭县暂避。并与刘文辉、邓锡侯约定一同行动。

12月5日晚，潘文华正准备出发，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突然造访，给潘文华送来了明天要去台湾的机票：

“明天早晨8点整，我来送你去凤凰飞机场，然后直飞台湾。”

陈希煞有介事地警告潘文华：

“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去，在屋里安全！”

图|彭县起义

潘文华虽然恼怒，但他此时无职无权，对此毫无办法。这时手下也突然来报，说潘公馆周围出现了很多形迹可疑的人，潘文华知道，今晚就是自己最后机会，无论如何也要逃出去，只有脱离蒋介石的控制，未来一切才会有机会。

好在潘文华有个极为忠诚的卫士长伍丁，愿意替他冒险调虎离山，潘文华命人取过自己的衣服，伍丁穿好后，半夜开着潘文华的“福特”牌小轿车疾驰而去，守在门外的特务立即出动，并将消息报告给了毛人凤。

毛人凤直接下令：

“总裁命令，追到郊外，鸣枪告警。若潘文华再不停车，可以开枪射击。务必生获其人，死见其尸。”

就在门外的特务被调开后不就，潘文华在卫士的掩护下，悄悄潜出，不过一会儿的功夫，就逃出了成都，伍丁用自己的死，救了潘文华一命，等到第二天一早，保密局的特务只在城外发现了一辆被打的稀巴烂的“福特”牌小轿车，里面有一个身穿国民党军少校军服的年轻人，至于潘文华，人早就到了彭县。

潘文华走后，蒋介石对刘文辉、邓锡侯看得更加严密，让两人感觉隐隐有些不安。

蒋介石眼见拉拢不住两人，顿时想出一个注意，他让人召集刘文辉、邓锡侯到北教场谈话。

刘文辉心里很着急，他知道蒋介石这时不可能有闲心同他们谈话，最大的可能就是当场拘捕，于是赶紧找来了邓锡侯商量对策：

“看来我们非走不可，下午去北较场，无异于自投罗网，与老蒋见了面，很可能是骗上飞机，强行送到台湾。再其次，假手王陵基、胡宗南与我们为难，软禁起来。到那时，哭都来不及。”

邓锡侯也觉得毛骨悚然，老蒋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对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看来这次是非走不可了。”

12月8日凌晨6时，刘文辉、邓锡侯躲过了特务的监视，匆匆逃离了成都。

考虑到当时尚不明白中央起义通电的呼号，刘文辉在离开成都时，专程派了一名副官将拟定好的起义通电交给在雅安的杨家祯，由中共电台转发。

1949年12月9日，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同一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布起义：

“刘、邓、潘三部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

因消息通知得晚，一直到12月11日，起义通电才正式发出，时间也才改为12月9日。

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慌忙逃离成都。

就在起义通电发出之前，刘文辉即通知所属各部，务必于12月12日同时宣布起义。除少部分不能理解以外，大多数军长、师长都坚决拥护起义。

潘文华这时才终于将心放进了肚子里。

起义成功后，中央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因其身体不好准许养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潘文华不惜家财，捐款2000万（旧币）用于置办志愿军冬衣，11月12日，潘文华病逝于成都，享年64岁，中央特别指示，遗体覆盖国旗，安葬于成都武侯祠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