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想缴纳投名状，对戴笠说：他们是我的老部下，我能策反过来

张国焘想缴纳投名状，对戴笠说：他们是我的老部下，我能策反过来

1938年4月11日，武汉火车站，中共特工王李克农焦急地看着手表，在等待一个重要人物出现。这个重要人物，是曾经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几天前，在祭奠完黄帝陵之后，张国焘没有回延安。他在西安火车站告诉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我在延安混不下去了，想换个地方。”

“你要去哪？”林伯渠既意外又吃惊地问。

“我想到武汉（国民党）那边去。”张国焘阴沉着脸说。

“那可是背叛革命，你要三思而行，绝不能意气用事。”林伯渠苦口婆心地劝说。

“我已经决定了，开了弓，就没有回头箭了。”此时的张国焘也十分固执。

话说到这种地步，看起来已经无法挽回，林伯渠只得返回，到了办事处，他不敢怠慢，在第一时间向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发出电报，报告了张国焘的想法。

很快，在武汉的周恩来等人收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们无论如何要找到张国焘，让他悬崖勒马，赶快回去。

看过电报，周恩来神情凝重，他迅速将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和随从副官邱南章、吴志坚召集到自己的房间，严肃地说：“你们赶快到火车站去，一定要抢在国民党特务的前面，拦住张国焘。”

从8号到10号，李克农他们天天到车站去，就是不见张国焘的踪影。李克农没有气馁，他坚定地表示“明天继续去”。

4月11日，晚7时，由西安开来的客车鸣笛进站。李克农等四人随即站在出口，用警惕的目光进行扫描，注视着每一个下车的旅客。

“发现他了！”邱南章惊喜地告诉李克农。

李克农闻声望去，张国焘蜷缩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一身疲惫，满面愁容。他的身边，坐着警卫员张海，还有两名国民党特务。

特务势单力薄，眼巴巴看着见李克农等人把张国焘请下了车，坐上汽车，消失在视线中。

之后，党中央接二连三去电，对张国焘进行挽救。周恩来偕同王明、博古、李克农更是来到旅馆，对张国焘进行不厌其烦的劝说。

但此时的张国焘已是执迷不悟，执意说想见蒋介石。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无奈，在4月16日下午，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跟蒋介石会面。

会面之后，周恩来跟张国焘回到武汉，本以为暂时没事了。谁知道当天下午，张国焘又以配眼镜、看牙病为借口上街，摆脱了吴志坚，上了去武昌的轮渡。

吴志坚反应敏捷，也跳上轮渡。到了武昌，他把张国焘安排在太平洋饭店之后，赶紧拿起电话，将此事告诉周恩来。

4月17日上午，周恩来、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张国焘下榻的太平洋饭店，再次对其进行劝说。奈何无论怎么劝说，张国焘就是不答应回去。

周恩来只好站起身，严肃地说：“既然如此，我代表党中央对你提出三个条件，希望你考虑。”

第一个条件是回到办事处，继续回党工作，党中央既往不咎。

第二个条件，暂时请假，冷静思考一段时期。

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一意孤行，自动声明脱党，党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

低头沉思片刻后，张国焘对周恩来说道：“第一条已不可能，可以考虑第二、第三选项，两日再给答复。”

周恩来等人刚走，张国焘随即拿起电话，约见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到饭店，表示自己决定要投靠国民党。随后，他又约见胡宗南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表达了类似的意愿。

就此，张国焘正式投入国民党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4月18日当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对全党公布。

再说蒋介石，一直把延安看做心腹之患，处心积虑要消灭。只是因为西安事变爆发，他才不得已才停止“剿共”。尽管如此，蒋介石依旧不死心，仍旧把对付共产党人当作重要目标。

如今，见曾是我党头面人物的张国焘主动投靠，蒋介石自鸣得意，立即吩咐戴笠要对把他严密保护。

张国焘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如果不能为蒋介石做点什么，那就什么也不是。说白了，只有给蒋介石纳“投名状”，才能受到重用，避免被抛弃的命运。

正好戴笠也想在老蒋面前立功，便来劝说张国焘，拿出实际行动：“张兄才华盖世，可是怀才不遇，如今有了用武之地，一定要大显身手，让委员长看看。”

“不是我夸口，八路军129师的不少将领（来自红四方面军），都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忠心不二。”听了这话，张国焘有点飘飘然，得意地说。“只要我一句话，就能把他们策反过来。”

说完，张国焘拿起笔，在纸上列出一份串长长的名单，交给戴笠。

戴笠一看，欣喜若狂，心说为蒋校长立功的机会来了，便派了军统干将，拿着张国焘的亲笔信，前往八路军129师驻地附近，进行紧锣密鼓的策反行动。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戴笠和张国焘大跌眼镜。

特务的策反无一成功，全部宣告失败，还有的特务因此而被抓。

张国焘本人也对此感到不解，他认为，红四方面军是自己的“山头”，将领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为什么不“忠”于自己？

其实他错了，大错特错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忠于信仰，忠于组织的，而不是忠于哪个人。

你张国焘担任我党我军领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他们听从指挥。如今，你张国焘背叛组织，背弃信仰，变节投敌，那些将领闻讯后对鄙视至极都来不及，哪里还会跟着他走？

张国焘依旧执迷不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可能是环境使然，那些部下暂时不便脱离，时机一到，自然有人会跟自己一样投敌。

于是他又对戴笠说：“那是你手下的工作不到位，我想设立一个策反站，亲自操作，对八路军将领进行策反……”没等他把话说完，戴笠已经十分气愤，转身拂袖而去。

偏生东方不亮西方亮，张国焘在军统不受欢迎，很快成为中统的座上客。

担任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那时候，张国焘恰好在北大就读，他对才华横溢的张国焘很是欣赏。得知张国焘在军统没有用武之地，就将他请到了中统发挥作用，想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把戴笠比下去。

为此，他让张国焘担任“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别小看这个看似虚职的职务，人家好歹是中将级别，刚上任的时候，张国焘踌躇满志，想干出点成就，报答朱教授的知遇之恩。

可惜仍然是烂泥糊不上墙，投敌之后，张国焘先后在“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以及“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担任职务，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调子唱得很高。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张国焘没有能干出任何成绩，中统负责人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坐起冷板凳。

无可奈何花落去，从1941年，张国焘被边缘化，担任没有实权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焘一度风光起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职务可是肥缺，张国焘大喜，利用职权没少贪污民脂民膏。

1948年11月，张国焘去了台湾，没有一点利用价值的他像丧家犬，非常狼狈。在那里，不断有人羞辱他，让他难堪。无奈之下，张国焘只好离开伤心地，在1949年转居香港。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昔日的战友和部下都成为开国元勋，张国焘却躲在寓所里黯然神伤。

张国焘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并不舒坦，这里距离大陆太近了，他那段时间连睡觉也睡不踏实，唯恐有人找上门来。张国焘无法承受担惊受怕的生活，便在后来去了加拿大。

1979年12月3日，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张国焘在凄凄惨惨戚戚中，于加拿大的一家养老院里一命归西，终年82岁。

人生的路终究是自己选择的，张国焘的选择，无疑是一个自绝于革命信仰的道路，获得这种下场，亦是在所难免。

参考资料：《张国焘传》《党史文苑》《张国焘叛变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