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遇刺案扑朔迷离的背后，蒋、汪一石三鸟：驱胡、逼许、掌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孙中山逝世后的继承权之争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间的分合之争，始自孙中山逝世后。首先爆发的是汪、胡二人对国民党领导权的争夺。

自1905年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起，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器重。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中，汪、胡二人分别以精卫、汉民为笔名，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推动革命高潮的掀起，由此声名大著，被孙中山视为左右手。而蒋介石直到清王朝灭亡前的1910年，才在陈其美的帮助下得以谒见孙中山。

在早期的反清革命生涯中，汪、胡二人情同手足，胡汉民曾说：

“入同盟会以来，余与精卫共事至多，相亲途于骨肉。”

尽管两人性格不同，互有长短，但彼此合作无间。正如汪氏致函胡氏所云：

“弟知人之明，素不如兄，故同志间谓兄精明，而弟长厚。”

胡氏后则谦虚地表示：

“精卫察言观人，或不如我，而处事条理周密，我不如也。我露锋芒，而精卫蕴藉，故时人有精明、长厚之评。”

1910年，汪精卫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未遂被逮入狱。胡汉民获悉后立即全力营救，甚至在睡梦中亦不忘汪之安危。某夜，胡恍忽梦见汪被清廷宣判死刑而大哭，哭声惊醒邻室。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在狱中的汪精卫从报纸上看到胡汉民的死讯，当即哭至晕倒，醒后曾写下“却怜两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二人都积极予以支持。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按得票多少宣布当选名单时，胡汉民第一，汪精卫第二。

而此时包括共产党人毛泽东在内的17名候补委员名单中，并没有蒋介石的名字。可见直到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在党内地位仍属后进，并未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着手创办黄埔军校，自兼总理，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蒋介石为校长，以此显示党权高于军权。此举一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并拒绝就任校长之职，离粤赴沪。从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孙中山的长函中，可以看出蒋自认为权力受到限制，有不被信任的感觉。

他以陈其美过去对他“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来作比较，认为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不及陈，甚至向孙表示：“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

他更质问孙：

“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好在孙中山气量恢宏，不以为意，并招蒋赴粤，接任新职。

蒋也没有固执己见，终将黄埔军校办得有声有色，并由此开始了他在国民党内新的政治生涯，逐步成为不可代替的军事领袖。1924年10月，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当时汪精卫以中山先生去世时随侍在侧，得为遗嘱起草人，在心态上不免以中山继承人自居。6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

当时，国民党还执行着孙中山提出的联俄政策，苏联的态度是决定孙中山继承人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孙中山病危期间，苏俄驻华公使加拉罕和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即开始物色国民党的未来领袖。

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

胡汉民对此曾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5月初，汪精卫办完孙中山丧事后立即返回广东。但他没有直接回广州，而是先到潮汕会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参谋长蒋介石。此时蒋率领黄埔学生军已完成第一次东征，手握军权，在党内地位今非昔比；许崇智同胡汉民长期不和，汪此行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许、蒋的支持。

除上述因素外，廖仲恺对汪精卫的支持也是相当重要的。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汪、胡，三人“同是国民党元老，有总理左右的三杰之称”，汪精卫到潮汕后数日，廖仲恺也赶到潮汕，同汪、许、蒋等人会商。

廖此行是为了转达已由北京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意见。随后，汪同廖一起返回广州。此后，在讨论国民政府主席人选时，许崇智首先提议汪精卫，并得到廖仲恺、蒋介石的积极支持，汪氏顺利当选。

此外，胡汉民的家庭关系和性格因素，对其政治上的影响颇大。据同胡私交较好的傅秉常回忆：

展堂(胡汉民)一生之事业，受其兄弟牵累不少，长兄清瑞，嗜赌。展堂宿在广州北关清瑞家中，凡欲拜见展堂者，必须能陪清瑞豪赌，否则不得其门而入……清瑞不愿做高官，但以财厅一科长身份，常与包商勾结。虽廖仲恺任财政厅长，亦对清瑞无可奈何。展堂之结识中山先生，乃在日本经其弟毅生所介绍者也。毅生个性顽强之至，亦常与包商勾结，唯不如其长兄跋扈。中山先生曾有两句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同太太离婚”…精卫之渐对展堂不满，终至决裂，其另一原因恐为展堂对精卫、仲恺均压制过严，而展堂之兄弟亦令汪、廖失望所致。有一时期精卫尚能忍受，而陈璧君已极不耐。汪、廖之终于，受妻子之影响甚大。鲍罗廷之操纵自亦为重要原因。

在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还有一则小插曲：共有11人出席会议，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汪精卫因对自己当选缺乏信心，乃自投一票，而独得11票。据邹鲁回忆：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然觉得有些奇怪，便报告了一次……这样便揭穿了汪兆铭自己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面红耳赤。

在确定国民政府委员时，汪、廖、许、蒋暗中决定以他们四人的最后协商为定案，而胡汉民则被蒙在鼓中，甚至在决定国府委员时，胡汉民还是在报纸上看到名单后才得知真相的。对此，他曾愤怒地对汪精卫和廖仲恺说：

“政府组织名单，原来已这样定了，我还没有知道，外面却已宣布了。这是闹得什么玄虚?我与你们之间，只就历史关系来说，也不该这样相欺。”

汪精卫就任国府主席后，立即解除代理大元帅之权。这是汪同胡发生裂痕之始，而蒋介石在此期间实则偏袒汪精卫。

二、廖仲恺遇刺案的背后

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间真正的分裂，则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当时廖仲恺在党内地位仅次于汪、胡，一人身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和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广东省财政厅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他坚决支持孙中山提出的容共政策，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曾发表过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针对党内一批元老的反共行为指责道：“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资格之深浅，而在行动之真伪。”

他并进一步说：

“哪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时不续行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行动，便立刻变为反革命派。”

廖氏的这种种言行，自然激起党内右派的强烈不满。“廖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举动。正如参加廖案检查委员会的陈公博所说：

右派认定廖先生是中央党部的把持者，认定廖先生是共产党的卵翼者，认定廖先生是消灭杨、刘的主动者，认定廖先生是改组国民政府的幕后者，更认定廖先生是排斥胡先生及右派的有力者，积累种种原因，而廖先生于是乎不得不死。1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顿使国民党“陷于危疑震撼的境地”。

汪精卫更将此比喻为：“丧了慈父，又丧了最亲切的兄长”。

廖案发生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紧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负责处理廖案及应付时局。特别委员会经过几天的调查，确信暗杀廖仲恺的主谋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其主要成员有胡毅生、林直勉、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蒋介石又派兵“搜查胡先生兄弟的住宅，捕去胡先生的哥哥胡清瑞和极有关系的林直勉”。

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因此人们自然认为胡汉民与廖案难脱关系。尽管汪精卫称：

“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法律上的责任。”但胡汉民从此威望大损，难于安居广州。

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介蒂”。汪所说的“外国”指的是苏联。汪并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苏共中央，介绍胡汉民，说明胡氏的任务是“养病”和商榷“关于政治经济之一切重要问题”。就这样，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将胡汉民逐出广州。

就在同一天的会议中，汪精卫还借口为声援五卅惨案，广州国民政府所派北上外交代表团“非有负一时名望之人在内，不能使人重视”，以中常会的名义决议派林森、邹鲁率领各团体代表北上。这样，汪氏又顺利将坚决反共的林、邹二氏同时逐出广州。

三、廖仲恺案的影响

在处理廖案过程中，蒋介石同汪精卫始终密切合作，剪除异己。虽然汪、蒋和许崇智三人同为特别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特委会完全被汪、蒋二人所控制。汪氏借此打击胡汉民，蒋氏则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特委会在侦办廖案期间，发现粤军将领魏邦平、梁鸿楷、杨锦龙等有与廖案主犯通谋及勾结陈炯明部下，阴谋危害广东国民政府之罪嫌。于是蒋介石将梁鸿楷等逮捕，并以李济深接替梁氏军职。蒋氏更以此为借口打击许崇智，逼迫许氏辞职出走，并将许部“全被缴械，改组后编入第一军内”。第一军，即是以黄埔学生为主组成并由蒋实际控制的“党军”。

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党内的第一次大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控制中央政权；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同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被汪精卫打击，但胡对西山会议派的行为并不认同。胡氏一生坚持国民党的“法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因此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否认广州中央的合法性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从他当时数封致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不难找到答案。他在一封信中说：

“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人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

胡汉民甚至表示：

“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从这以后胡汉民同西山会议派诸人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也不难发现胡汉民此时的真实心态。在这次国民党内的分裂中，蒋介石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逼走许崇智，从此成为党内真正的军事领袖。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一跃而为仅次于汪精卫的二号人物。在随后召开的二届一中全会上，蒋又以仅次于汪的票数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而在两年前召开国民党“一大”时，蒋甚至连中执会候补委员都不是。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