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中将战犯看见女鬼沈醉却没捉住：此事有两种科学解释，又好像有点说不通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沈醉是一个活跃人物，但是他与徐远举却又本质不同：徐远举是走到哪里都起火冒烟，沈醉走到哪里则是笑声一片。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徐远举到处砌墙碰壁，沈醉只栽花不种刺，跟谁都聊得来，于是他就知道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趣事，比如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在厕所遇到“女鬼”，就只跟沈醉悄悄说了。

沈醉是1956年才从重庆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虽然已经羁押了六年多，但沈醉毕竟年纪不大（在功德林算是最小“小兄弟”），还有点童心未泯，再加上男人至死是少年，喜欢八卦的沈醉调查得知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也见过该鬼后，不由得兴趣大增，施展特工技能接连蹲守了好几天，却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进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之后就分道扬镳：一来是并未分在同一个小组，二来是性格不合，三来是在昆明被抓时结了梁子。

沈醉更愿意跟被俘的蒋系正规将军打交道，却有意无意与军统（保密局）的“老同事”保持距离，所以他才能打听到将军们不愿意多说的秘密，这要是换成徐远举周养浩，大家远远地看见他们走过来，都会皱着眉头闭上嘴。

真实史料中的原军统行动处上校副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跟他的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并不对付，两人到了战犯管理所依然不断撕咬，《特赦1959》中他们联手对付蔡守元（历史原型为蒋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1959年病逝，没等到特赦）、叶立三（用心为蒋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黄维（蒋系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在现实中中是不可能的——他俩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就因为互相揭发而更加仇视，到了北京也是不相往来。

与徐远举周养浩到处煽风点火讨人嫌不同，沈醉在临澧特训班当过总务科事务股股长，在军统局当过总务处长，为人处世方面很有一套，王耀武、杜聿明跟他都感情不错，文强（刘安国地历史原型）黄维逮谁怼谁，也从不寻沈醉的晦气——这叫伸手不打笑脸人，文强和沈醉还曾经是关系不错的同行，文强在军统当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的时候，回重庆或南京，沈醉都安排得很周到。

刘嘉树之所以敢把自己“遇到女鬼”的秘密告诉沈醉，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组，而且开起玩笑来也不在乎深浅，说啥都不急眼。

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杜聿明（原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二龙斗一虎（沈醉属虎），沈醉连消带打，把刘嘉树扯了进来，变成了“二龙戏珠（猪）”。

杜聿明是缝纫组长，杜聿明第一批特赦后，沈醉接任组长，然后第二批特赦，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第三任缝纫组长是谁，沈醉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是徐远举——徐远举就是因为做衣服不合格，被组长批评，而在1973年1月气得爆血管死掉了。

放下徐远举周养浩不提，咱们还是回过头来说沈醉和刘嘉树。

杜聿明在被俘前已经身患至少五种结核病，要是晚一些被俘，可能就直接病逝在军中了，被俘对他来说也是因祸得福——顽疾痊愈，他也有了开玩笑的劲头，看见沈醉缝衣服时坐在自己和董益三中间，忽然来了兴致，指着沈醉开玩笑：“今天我们是二龙斗一虎，要剥你的虎皮当垫子用。（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面对比自己大十岁的属龙杜聿明和董益三，沈醉也不甘示弱：“我是肖吊睛白额虎的。斗你们这两条老龙，只要使一半气力，就能把你们两条龙筋抽出来，将来出去时捆行李被子用。”

胖胖的刘嘉树费力地挪过来凑热闹：“你当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没有坐稳，被人拉下宝座；今天难道还想坐虎皮交椅来当山大王吗？”

刘嘉树这就是不会说话哪壶不开提哪壶，被戳了肺管子的杜聿明有些恼火：“你这只蠢得和猪一样的大傻瓜，少来插嘴！”

董益三拱火架秧子说刘嘉树“猪也能作人言”，刘嘉树也不甘示弱，把杜聿明董益三比作瘦猴子，沈醉眼看大家越呛越火，赶紧插科打诨解围：“今天的节目，龙虎斗宣告结束。现在，请继续欣赏新排的好戏——二龙戏猪（珠）！”

大家哈哈一笑化解了尴尬，刘嘉树逃过“围攻”，对沈醉也很感激，就把他在厕所遇到“女鬼”的事情告诉了沈醉：刘嘉树进了厕所刚蹲下来，就觉得背后也蹲了一个人，他回过头去，看到和他背靠背蹲着的竟是一个梳着清末民初发髻、穿着旧时衣服的女人。

据刘嘉树描述，当时他就被吓得满头大汗差点晕倒栽进茅坑，恰好给王耀武当过副手（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的牟中珩进来解手，发现他摇摇欲坠，抢步上前一把扶起，这才救了刘嘉树性命。

闲得见树都想踢两脚的沈醉终于找到了“本职工作”，他先找牟中珩核实情况，牟中珩表示自己确实看见有人从厕所出来，一晃就不见了。

两人说同一件事，沈醉还将信将疑，然后他就从湖南老乡、新五军军长陈林达（1958年病逝，也没赶上特赦）那里得到了第三份证言：“昨晚他起来小便，回去时，看见专作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口有个穿民国初年式样大圆角上衣的女人向里面走，他咳了一声，就不见了。他要我夜晚少起床，肯定是个女鬼，并再三叮嘱我不能对别人讲，免得犯错误。”

三个中将异口同声说看到了女鬼，沈醉终于相信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一基本上相同的、半夜活见鬼的情况，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便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甚至悄悄地到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儿，一连几夜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

沈醉十八岁入行，鬼怪之事也经历过几次，他在长沙利用职权与警察局局长李肖白合办砖厂赚大钱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怪事。

抗战胜利后沈醉“回乡省亲”，发现被大火烧残的长沙急需红砖，他与李肖白霸占了一座“义山（乱葬岗）”，把山上所有的棺木都刨出来烧掉，结果就挖出了一个面目如生、手脚指甲足有半尺长的女尸，，吓得雇工不再去挖。

沈醉和副官、卫士抱着冲锋枪，坐在车里打开大灯照着棺木蹲守了一夜，也没发现有什么古怪，就把那棺木一把火烧掉了。

杀过很多人的沈醉不信邪，但是那传说中的“女鬼”，却把很多胆小的将军级战犯吓得不敢半夜上厕所，最后闹到管理员那里，一调查才知道话是从沈醉那里传出来的。沈醉被王耀武（王耀武时任功德林学习委员，是所有小组长的上级）组织开会挨了一顿批评，“女鬼”再也没有出现过。

沈醉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们用科学眼光分析，似乎也能解释得通：其一，这些将军级战犯，被俘时大多是三四十岁，五十以上的都很少，“旷日持久”，难免有点想入非非，尤其是夜深人静之际，出现幻觉也在所难免。

第二种可能，就跟故宫“闹鬼”一样，是一种“电磁效应”，功德林的建筑物变成了一台大录影机，把数十年前的影像保留了下来，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气候下，被雷电激活而被重新“播放”。

这两种解释都有科学道理，但是却有点解释不通：功德林数百将军级战犯，为何只有三个中将“见鬼”？如果是偶发事件，为什么接二连三有人看见？如果是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为什么沈醉蹲守那么多天都没捉到“女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