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明朝人画的世界地图，才明白，清朝统治者，愚昧到了什么地步

1840年，签订《南京条约》的会场上，英国人向大清索要了2100两白银，大清帝国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泱泱华夏，天朝上国，区区2100万两白银不在话下，可是当对方说出提出索要香港岛时，大清王朝的官员们面露难色。

谈判陷入僵局，大英帝国的谈判员们等待着对方的答复，他们内心其实稍稍有些佩服对面的官员。

毕竟面对国土的沦丧，他们没有直接做出割让的反应。

可惜大英帝国的谈判过高地预估了对面的实力，对面之所以面露难色，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香港岛在什么地方。

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香港岛”三个字。

他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是：香港岛是否是某座城市的其他称呼。

等英国人拿出了地图，用食指触摸到广东省南部的某个小小的圆点时，清朝的官员们长长地舒出一口气。

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同意了对方的请求。

在他们的心目中，如此小的岛屿，与大清帝国辽阔的土地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

付出这样的微小的代价，换来双方的和平共处，他们求之不得，京城里掌权的太后怕是也会表扬他们善于办事。

何以大清官员的无知到此等境界？理由极其简单，大清王朝的外来的民族，他们的前身的游牧民族。

他们趁着山海关内明朝大乱，联合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踩着残破的城墙和数十万黎民百姓的尸体入主中原。

大明王朝文治武功昌盛，曾经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梦。当他们终于进入紫禁城的时刻，心中的第一念想就是如何巩固政权。

他们制造了“扬州三日，嘉定十屠”的人间惨剧，为了钳制汉族百姓的思想，他们又批量制造了以“明史案”为主导的文字狱案件。

他们害怕，害怕汉族百姓联合起来对满清贵族进行清算。

幸好大清出了几位贤明能干的君主，康熙、雍正之流，使得他们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在他们治内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封建社会的一次回光返照，远远难以追上西方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和思想革新。

外国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和大名官员徐光启结为好友，遗憾的是不同是生长环境和教育方式使得他们的思想大相径庭。

徐光启抱着重农的思维写出了《农政全书》，固然这是对以往农业社会发展的一次出色的总结。

只是他忽略了晚明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即资本主义萌芽，外部的政治的压制，内部的觉醒的缓慢。

使得这次资本主义萌芽一开始就呈现出疲软的状态。

如果明朝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继续往前发展，说不定随着技术的革新会从内部发生一次类似于西方的工业革命。

可惜历史永远无法假设，明朝在1644年随着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思宗朱由检景山自缢之后，宣告了自己的灭亡。

清朝如果存在有志之士发现这种萌芽，亦是一件好事。可惜这也是一种假设。

清朝继续明朝的政策，自上而下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其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就是清朝继续实行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

政策是因时因地而制定，明朝之所以选择海禁，是因为中后期日本的浪人勾结东南沿海的商人组织成一伙历史上称之为倭寇的团体。

他们烧杀抢掠，尽情释放着人性中的恶。

戚继光和俞大猷等将领率领大明将士彻底将其剿灭。

为保海防安定，因此才实行海禁。

大清不问来由，照葫芦画瓢，一股脑照搬。

同时他们将明朝时期许多重要的物件束之高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坤舆万国地图》。

这张地图清晰地标注出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他直接击破了自古以来国人形成的固有观念，即我国出于世界的中心。

这也是为何我们称呼自己为中国的原因。

为保证地图的欢迎度，制作地图的人将中国置于中心的位置，以保证满足国人的民族自信心。

可惜清军入关后，他们以为大明王朝的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某些皇帝们玩物丧志。

地图自然而然作为某种物件被永久地封存起来。

同时被封存的还有大明王朝的火器，关于清朝统治者为何会封存火器，历史学家给出清晰的答案。

即汉族人民的人数众多，一旦他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满族统治者只能退回关内。

因此他们将火药的使用限制在烟火爆竹的范围内。

直到后来英国的使者马戛尔尼来访，乾隆皇帝仍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无法自拔。

大清上下官员自视甚高，待英国使者如蛮夷，逼着对方行三跪九拜的礼仪。

那时候的他们自是不会想到，泱泱中华在1840年会被这样一个小国打开自家的门户。

他们继续威胁马戛尔尼，并且将其携带的火器视作奇技淫巧，弃置到一处无人光顾的仓库。

多年后，当大清的官员们再次打开仓库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哑口无言。

为何放着如此多的火器不去使用，反而以冷兵器去迎战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

这时候大清帝国的某些官员们才稍稍觉醒过来，决定开眼看世界，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现了，洋务派兴起了学习西方技术的高潮。

只是我们的学习太流于表面，加之上位者心目中太注重一家一户之统治，忽视了天下者，天下人自有天下的道理。

致使在学习西方的潮流中，中华民族先是落户于俄国的彼得一世改革，后是落后于日本的明治维新。

终于在世界大势的面前，曾经领先他国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在区区二百年间被他国超越。

我们是否能在下一次世界的潮流中脱颖而出，答案不在某个教授专家的嘴中，而在每一个国人的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