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有预谋的“澶渊之盟”，谁才是“幕后黑手”？寇准：这锅我不背

在“澶渊之盟”订立之前，大宋的庙堂之上早已充斥着谈和的思想，但是和议却仍迟迟无法进行，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契丹不能信任宋和谈的诚意。

因为宋太宗第一次请和被拒——据《辽史》记载是在太平兴国七年(982)——旋于雍熙三年(986)发动第二次北伐；第二次请和不遂，即唆使女直叛辽。所以，在契丹人看来，宋是反复无常的。

其二，宋辽缔和的条约不能相容。

自宋太宗收复北汉，进攻燕云开始，辽人即认定宋人必收复燕云而后已，自保之道，唯有先拿下比较容易得手的易州，再谋关南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失去易州对宋人而言，实乃失地之辱，而关南更关乎国家命脉。

因此，宋辽关系，乃成死结。

那么，在辽国大军入境之时，宋真宗因何动了亲征的念头？他亲征的目的，又是什么？

宋真宗剧照

宋真宗在等待一个时机

宋真宗在即位之初，曾赐知雄州何承矩诏曰：

“之前我老爸在世时，与契丹和好往来，礼币不绝；现在我老爸驾鹤西游，礼当讣告于契丹；你长期在边疆担任要职，又饱读诗书，这事儿交给你掂量着办吧！”

何承矩虽曾贻书契丹，并“谕以怀来之旨”，但却“未得其要”。

宋真宗之所以不愿派遣专使到契丹去，大概是因为他怕再次被拒、招来耻辱。但对于契丹来说，这实在是太缺乏隆重与诚恳了，所以他们对于宋的示好，并未有任何表示。

尽管此后朝中大臣继续鼓吹“谋和”，但宋真宗却没有再次尝试。

咸平二年(999)四月，宋真宗到枢密使曹彬的家中探病，当时知雄州何承矩上奏，契丹似有寇边之意，真宗趁机问曹彬的意见。曹彬说：

“咱们太祖英武定天下，仍派人去和契丹搞好关系；陛下再派何承矩去活动活动，我估计问题不大！”

看来，曹彬主张与契丹谈和。事实上，与辽议和已是当时宋朝的士大夫们间普遍的共识，宋真宗也没有直接拒绝和谈，表示自己是可以“屈节为天下苍生”的，但是关键在于要在何种背景下才能展开和谈，以“存大体”，维持“久远之利也”。

宋真宗剧照

《宋史》中的关键信息

景德元年(1004)，契丹屡次谋取北宋边境，双方间的战事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宋真宗因而询问众臣意见，毕士安首疏五事应诏，并陈述选将、饷兵、理财之策，真宗对毕士安所言极为赞赏。

同年七月，同平章事李沆去世。为了应付宋辽间的紧张局面，真宗特进毕士安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毕士安入谢。其间，真宗与毕士安的对话，可说是十分重要的！故玲珑将《宋史》中的关键信息简述如下。

宋真宗十分倚重毕士安，因而询问他是否可推荐一人，与他合作，以安定将来的局面。

当时，毕士安推荐寇准，宋真宗却认为寇准“好刚使气”，不愿意以寇准为相。毕士安忙为寇准辩白，并认为在国家多事之时，正需要寇准这等“方正、慷慨有大节”之人，才能处理得宜。

而宋真宗对毕士安可说是言听计从，所以最终同意以寇准为相，但要求毕士安以“宿德镇之”。

同年八月，宋真宗即下诏以毕士安与寇准同拜平章事，但毕士安兼修国史，位在寇准之上。

寇准何以为相？

寇准可说是毕士安一力推荐的，事实上，若就资历来看，他虽较毕士安晚中进士第，但是早期他的仕途似乎较毕士安为佳。

宋太宗剧照

《宋史》说寇准在太宗在位时，即深受太宗的重视。淳化二年(991)四月，他即以枢密直学士并左谏议大夫迁枢密副使；同年九月，进同知枢密院事，并兼副使；淳化五年(994)九月，太宗在立皇太子前夕，特地召寇准入见，问他：

“我这几个儿子，你看让谁接班合适？”

寇准不愿意以自己的意思左右太宗立储，因此对太宗说：

“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以。”

由此可见寇准之胸襟——他一点也不想争立储的功劳。太宗考虑后，摒退左右侍从后，继续问他：“襄王可乎？”他回答道：

“知子莫若父，陛下觉得行就赶紧定。”

于是，太宗以襄王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旋即立寿王皇太子。

在册封皇太子大典的回程路上，京师之人欢欣鼓舞，争相道曰：“少年天子也！”太宗听后闷闷不乐，召寇准入宫，对他说：“人心都向着太子，置我于何地？”而寇准则立即对太宗拜贺道：“此社稷之福也！”

终于，太宗释怀了，并和寇准同饮，“极醉而罢”。以“立皇储”这一等一的大事与寇准商议，正可见太宗对他的信赖。

宋真宗剧照

然而，宋真宗即位后，明显没有重用寇准的意思。在中书李沆死后，真宗原本要以亲信毕士安为相。用寇准主要是因为毕士安的推荐。

换句话说，寇准为相，并非是因为真宗赏识他的才能，而是因为真宗信任毕士安，连带对毕士安极力推荐的寇准有信心。

辽军打打跑跑，怎么突然想起和谈了？

毕士安举荐寇准为相，主要是由于当时“西北跳梁为边境患”，所以需要“善断大事”的寇准为相。

北宋的主要边患为西夏与辽，景德元年(1004)二月时，西夏主李继迁就因宋实行“以夷制夷”策略，丧命在西凉部首领潘罗支的手中，而刚即位的夏主李德明，尚无力对宋。

因此，所谓的“西北跳梁”，自然指的是契丹。

辽自景德元年八月初，即在深、祁间剽掠，抢完就跑、跑了再来。不久，宋又侦察出辽在边界集结军队，真宗乃分兵北赴定州。

当时，宋真宗每次接到边境传来的军事报告，必先送到中书。

宋代中书与枢密号称“二府”，分掌政治与军事，原本各不相涉。但当时任中书的人，是真宗藩邸亲信毕士安，以及毕所推荐的寇准，可见真宗希望毕士安能以中书的身份参与对辽的军事决策。

辽圣宗耶律隆绪剧照

在宋辽双方战争日趋白热化之时，辽军中却又传来和平的信号，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宋廷降将王继忠。

王继忠原为宋之殿前都虞侯、云州观察使，咸平六年(1003)在战争中兵败被辽军所俘虏，“即授以官”。他时刻都在想着让契丹与宋修好，而他的努力颇有成效——“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

景德元年(1004)九月，王继忠修书一封给宋廷，书中明白表示辽朝“愿修旧好”。当时，宋辽双方边界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就算王继忠再得萧太后的信任，也不太可能冒险私下送信给宋真宗，所以此封密函在送至宋阵营前，必已先经萧太后和辽臣的同意。

很明显，从一开始，契丹的策略就是“和战互用”。

契丹愿和，宋真宗一开始是半信半疑的。此时，只有毕士安认为辽是真心愿与宋廷议和。听了毕士安的分析后，真宗似乎有点相信契丹有谈和的诚意，但对于此时谈和，他却认为不妥，这又是为什么？

《宋史》的记载较为繁琐，玲珑分析出几个重点：

其一，宋真宗认为宋辽复交的主要障碍，在于关南地的归属问题，因此真宗不排斥和谈，但却不急于交涉，他希望先了解辽方的要求为何，再考虑是否和谈。

其二，私底下，真宗和谈的条件是给钱不割地。

其三，双方皆不愿先提条件或先遣和使，因是不愿意示弱，以免在和谈时，无法取得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关系要有所突破，便要视双方战绩而定了。

萧太后剧照

为什么宋真宗打定主意亲征澶渊？

九月，辽军虽在攻打瀛州时受挫，但却并未如宋真宗或寇准所预期的撤退，反而不顾牺牲，全力进攻贝、冀及天雄军。

当时，贝州至天雄军只有驻兵三万，告急文书“一夕凡五至”。为了激励士气，宋真宗决定亲征决胜。但在出行的时间上，同为辅相的毕士安和寇准却有着不同的意见。

毕士安主张“澶渊之行，当在仲冬”，寇准则谓“当亟往”，两人看法是不一致的，最后宋真宗还是采纳了毕士安的建议，选择在十一月前往澶渊。可见，在决策上，真宗还是以毕士安的意见为主。

为什么宋真宗打定主意亲征澶渊？一方面，他想利用亲征，来激励前方将士的士气，以得到较好的军事成果，好在对辽和谈中取得有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和谈是一等一的大事，所以他亲临前线，就是为了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战况、和谈的进程，以便取得有利的先机。

就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看，澶渊并无地利可言，是不可能长时间据城而守的。所以宋真宗的亲征，并不是要守住澶渊，再一鼓作气取回燕云失地，而是要以战迫和，以战果取得谈判中的主导地位。

在宋真宗确定亲征后，宋廷之中尚有人不明白真宗等人已完成了整个计划，因而“议者犹哄哄”，毕士安和寇准急忙“力陈其不可”。

为了安抚众人，宋真宗在出发当日，假借了所谓的“日抱珥”天象。事实上，真宗亲征并非众人所想的那么危险，因为对手是极有可能“不战而却”的。

澶渊之盟

在宋真宗出发前往澶州之时，毕士安并未和寇准随同真宗一同北上，《宋史》说是因为毕士安有病在身。或许，真宗留毕士安在汴京，正是要安定朝中人心吧。

在完善的准备之下，宋真宗至澶渊果然一战获胜，终于使和议顺利展开。在宋使曹利用的折冲下，萧太后与辽圣宗决定接受宋廷所给之金帛，每岁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两国共同维持边界的和平。

玲珑说

宋真宗为了庆祝“澶渊之盟”的签订，“大宴行宫”。当时与宴者中，有许多人认为和议中许辽的岁币数目太过庞大，只有抱病匆匆赶来澶州的毕士安独排众议道：

“不如此，则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可见，宋廷中开始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了。一部分人认为，何必一定要与辽议和，若和议不成，就直捣黄龙、乘胜收复燕云失地好了。而寇准，可说是这一派的代表。

在“澶渊之盟”未成前，寇准就曾主张“画策以进”，以“保百年无事”。史书上虽未记载毕士安对此事的看法，但是就毕士安的态度来看，他一直都反对力战到底，主张在适当的时机谈和。

这也是毕士安在此时抱病前来的原因。他预料到寇准等主战派有乘胜追击的野心，为使真宗免受寇准的影响，遂亲自前来安定真宗。

所以说，“澶渊之盟”是在毕士安的主导下成立的，亦是在毕士安的努力下维持的，而毕士安，才是那个“幕后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