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遭难，中国送出千万援助，中国有难时，侵蚀中国百万土地

世界各大古文明的神话和传说中，都有一场铺天盖地的大洪水。而中华民族正是形成于抗击洪水的战斗中，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而成为领袖，最终建立了第一个中华王朝夏朝。

在几千年的中华历史上，始终贯穿着与洪水的斗争。如果王朝处于兴盛时，洪灾能够增强国家的凝聚力，甚至通过水利工程，可以开辟新的良田，提高国家实力。如果王朝走向衰落，救灾机制失灵，便很有可能激起民变，成为改朝换代的导火索，如元朝。

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是预防洪灾的主要措施，但也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中国古代限于工程技术水平，一直无法驯服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河，一遇大汛便会泛滥成灾，给百姓造成极大的伤害。

即使到了近代，清朝退位后，国家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根本无力修筑大中型水利工程。对于特大洪灾的应对能力并不见得比古代更好，1931年的长江特大水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31年，来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格外充沛，刚刚进入春末，南方就下起了连续的大雨。4、5月份，长江中上游的洪峰超出往年很多。进入6月后，很多地方下起了暴雨。有的地方一天的雨量达到200毫米，整个长江流域半个月的平均雨量超过400毫米以上。要知道，农耕和游牧的分界线就是400毫米降雨线。

这样的暴雨连着下了三个阶段，直到8月中旬才停止。长江及其支流到处泛滥成灾，如果那时候有卫星拍照的话，肯定会发现大半个流域都变成了水乡。

这是人力无法抗衡的灾情，加固河堤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河水总会从任何一处低矮的堤岸漫出来。当时的政府也不可能动员足够的人力来巡查和保卫河堤。

整个长江流域八个省有五千万人受灾，占到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5亿亩农田被淹，40多万人死亡。这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另有统计资料表明，实际受灾人口超过一个亿，死亡达300万人。

长江流域是中国农业最精华的区域，如此大面积的受灾面积和遇难人数，预示着即将出现更大规模的饥荒和瘟疫。安徽、湖北等省当年的水稻和棉花产量都减少了30—50%。如何赈济灾民，以及应对来年的饥荒是对政府的严峻考验。

1931年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也已经结束。但是，国穷民困的现状远远没有得到改善，国民政府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赈灾。只能发行公债和对外借款，灾后重建工作也迟迟无法展开。据统计，到11月份，平均每个灾民收到了救济款只有大洋六角，至于欠缺的粮食，主要靠东北的接济和进口。

进口粮食主要来自于美国，但等到大批美国粮食到来时，饥荒的高峰期已过，灾民们开始恢复生产。河水泛滥带来的地力提升，使1933年的农业获得了普遍性的丰收。加上大批进口粮食，反而使农产品价格下跌，造成了大量农民的破产。

这次洪灾以长江流域最重，与此同时，珠江、淮河等大型河流，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灾，大半个中国沦为泽国。国际社会也向中国发起了援助，呼吁各国帮助中国救济灾民。可是，有的国家却趁机向中国发动了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向东北军发动攻击，不抵抗政策使数十万东北军在一万多日军面前溃不成军。日军疯狂地侵占了整个东三省，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陷。

说起江淮水灾和九一八，笔者不得不重提1923年9月日本发生的一场天灾——关东大地震。1923年日本爆发8.1级地震，造成约十五万人死亡，百万百姓失去家园。在这个时候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日本，积极援助。

中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号召全国百姓，积极援助，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帮助日本灾民。在此前（地震发生前）中日关系其实很紧张。

中国是第一批运送救灾物资到日本的国家，前后共援助物资近千万（官方，民间组织、商人以及普通百姓）送过去的援助也都是当时日本最需要的，粮食、衣物、药品以及救援医疗队等。

一直以来，史学界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少数中下级军官擅自发动的，日本政府只是事后默认。但也有更新的研究表明，日本法西斯高层有意放纵关东军，这是其一贯侵华政策的延续。

日本高层人物大都熟读中国历史，对趁着“趁你病，要你命”的套路，一定是不会陌生的。随着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东三省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有着丰富的煤铁资源。日本依靠这些，使国力更上了一层台阶。

最近几年，长江流域仍然不时有一些水灾，仅仅给人们出行带来一定的不方便而已，跟历史上那些死亡数十、上百万的大灾比起来，我们已经是非常幸运了。三峡大坝等一系列水利工程，使长江、黄河无法再为害人间，1931年那样的大洪灾真正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