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操盘，郭松龄反奉、五原誓师，如何让冯玉祥西北军战力爆棚?

苏联操盘，郭松龄反奉、五原誓师，如何让冯玉祥西北军战力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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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属于直系部队的冯玉祥将军，联合同部将领胡景翼和孙岳两部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曹锟贿选政府，并于北苑成立国民军。

冯玉祥自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从而诞生了一支从军阀军队中分裂出来的部队；冯玉祥还发表了反帝宣言，国民军与国民革命运动出现了联合的可能性。

冯玉祥的倒戈，使吴佩孚在南方的军队发生瓦解，再无力进攻广州，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重大变化。

但是冯玉祥政变后无力控制政局，亲日军阀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势力趁机控制直系退出的地盘，段祺瑞当上了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执掌中央大权。

国民军依然处于危险之中。

冯玉祥一方面电约孙中山北上共议国是，借力于国民党，另一方面谨慎地靠近苏联，因为当时的中国情况决定，任何政治势力或集团要想反对帝国主义，必然寻求苏联的援助。

1、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使命

国民军最先向苏联要求援助的是胡景翼，苏联顾问帮助胡景翼制定了向西发展的作战计划，拿下了洛阳，打通了通向陕西的道路，从而造成了与驻扎在西北地区第1军主力会合的可能性。

洛阳作战的胜利，使胡景翼部队情况得到了改善，扩大了苏联顾问对国民军的影响。鲍罗廷还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制定出在政治上援助胡景翼的措施。

不久，胡景翼病死在美军医院，其继任者岳维峻要求苏联坚持以往政策，继续给予军事援助。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苏联提出了援助的要求。像对胡景翼一样，李大钊对冯玉祥接近苏联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拉罕与冯玉祥的最初会面，就是通过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徐谦安排的。冯玉祥政变后加紧同加拉罕进行秘密会谈。加拉罕和鲍罗廷不断将关于北京政变后的中国局势，国民军要求苏联援助的情况，上报苏联政府。

1925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加拉罕的建议后决定：

（1）通过伏龙芝的提议，可以由苏联出经费在中国洛阳和张家口建立两所军事学校，为此责成伏龙芝在最短时间内组织两个军事教官团，每个团30一40人。

在一年内拨出100万卢布的款项，用于建校和支付教官的生活费用。可以用苏联主要型号的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中国军队，装备应当是有偿的。根据对方的支付能力立即拨给加拉罕相应数量的外国武器弹药；如需无偿拨给，则要恢复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贷款，贷款数额为所拨武器的金额。

对被派往中国的东方民族大学的学生要进行起码的军事训练。

（2）责成书记处为在中国建立两所军事教官中心提出两名政治领导人的候选人。

（3）由伏龙芝全面照料和领导教官学校的工作。

这些决定说明苏联准备给国民军援助的力度是很大的。

冯玉祥政变后中国出现的新形势，使苏联对华援助等实际工作更加复杂化，因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不仅供应广州，还要区分不同情况供应国民军的三个军，以便应付变化莫测的中国政治局势。

为监督这些援助措施的执行，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伏龙芝领导下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权是“监督平时对国民党及其同情团体进行援助的执行情况”，作为权威部门统管对国民党及支持它的集团进行援助的日常事务。

这一罕见的组织举措将苏联整个对华工作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3月21日苏联政府正式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按照援助广州的实例，对国民军给予实际支持。

3、苏联为援助冯玉祥有多拼？

4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决定对冯玉祥进行实际援助的有关事项：

（1）援助条件。

条件是有偿的，援助的武器和军事物资或全部用货币偿还，或部分用货币，部分用原料偿还，运费立即结清。支付方式和条件根据政治协议确定。

这个政治协议就是“在冯玉祥、外蒙古和我们（苏联）之间订立友好互助口头协议，冯玉祥单方面做出接受我们对蒙古的纲领和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向外国人提供任何租让企业的书面保证”。

（2）援助物资的运输问题。

允许冯玉祥利用从库伦到张家口的运输线，组建联合运输公司。

（3）决定由军事部门发送771万卢布的武器，由军事部门按这笔武器的价值向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申请补偿。

（4）为了领导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在北京组建军事领导中心，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任主席，军事领导者格克尔和军政工作领导人沃罗宁(1925年出任中国华北地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后充任苏联驻华武官)为成员。

（5）瓦解在华涅恰耶夫的部队。

该部队由前俄国白军组成，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收编，装备较好，作战凶悍，是国民军的重大威胁。会议决定，就瓦解该部的可能性、合理性和方法征求加拉罕的意见。

会议特别强调，除了最后一项决定需得到政治局的批准外，其他各项都是最后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根据伏龙芝的建议，决定在外蒙古建立一支国际部队，作为国民军的后援。

拟议这支部队包括1个骑兵团，4个马刀队，1个机枪骑兵连，1个炮兵排和3辆装甲车，苏联为这支部队提供武器、马匹和物资，马匹在外蒙古购买，汽车苏联提供，部队在2一3个月内组成；苏联拨款150万卢布，预支25万卢布交中国委员会支配。

从外高加索军区和被解散了的游击队以及红军中招募兵员。部队组成后，作为中国军队的组成部分活动，其费用由冯玉祥负担。

4月17日会议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将其以政治宣传为中心的对华政策转变为以军事工作为中心的对华政策，苏联驻华大使也就更多地介入了中国的军事斗争。

4、苏联援助冯玉祥多少武器？

苏联对冯玉祥援助的具体实施是从1925年4月底开始的。

4月21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鲍罗廷和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来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会谈后确定了具体援助办法。

苏联政府原已决定无偿援助国民军的2000支日本造步枪和2000支德国造步枪，以及相应的子弹已经发送，中国委员会决定紧急与外蒙古军事部门联系，询问有关运输的组织、条件、供货日期和运费的情况。

援助冯玉祥军队的两个军事顾问组：张家口小组和开封小组立即派出。

以加拉罕为主席的北京军事领导中心也很快成立。

5月底，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张家口小组、开封小组、广州小组以及北京中心教官总数被定为128人；为冯玉祥和岳维峻（胡景翼的继任者）建立黄埔式的军政学校拨款100万卢布；给冯玉祥和岳维峻物资援助为配备子弹的步枪5万支，配备子弹的机枪300挺，配备炮弹的火炮200门，以及制造枪弹的机床、化学制品、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飞机、坦克等，此外无偿为冯玉祥组建骑兵部队。

6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核准了以上中国委员会的决定，确定到1925年10月1日止，对中国援助总支出金额为4610134卢布74戈比。

后来，中国委员会不断调整援助国民军的武器种类和数量，相应地调整款额，例如1925年9月30日的计划数字为：

1924一1925年度和1925一1926年度总额为18834147卢布，运输装卸费1277716卢布。

该决定在执行过程中被不断调整，大功率电台、坦克和装甲车并没有提供，其他武器的数额也有所增减。

从1925年3月至1926年7月，国民军从苏联得到的武器装备的实际数字为：

步枪38828支，日式步枪17029支，德国造子弹约1200万发，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4620万发，大炮48门，山炮12门，手榴弹10000多枚，配备子弹的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以及药品等等。

到1926年10月底，国民军根据协议，又从苏联得到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三架飞机、4000把军刀、10支火焰喷射器等等。此外还有大批药品。

以上数字说明，苏联对国民军军援规模是非常大的，当时已经超过对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军援。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苏联提供的外国武器是无偿的。

所提供的有偿的俄国武器，根据俄共（布）的档案文件，并未能完全按照定额供货，原因是国民军在华北遭受挫折，苏联又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南方。

5、冯玉祥军队的脱胎换骨

1925年5月初，一个庞大的苏联教官组来到张家口，到国民军第一军工作。总顾问组组长是苏联英雄、苏联工农红军督察员维·卡·普特纳。他回国后，继任者为维·马·普里马科夫。

他也是苏联战斗英雄，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校长兼政委，正是国民军最需要的人才。

在大批苏联顾问到来之前，在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了一个有114名学员的炮兵学校，由苏联顾问教授隐蔽射击法；开办了一所高级步校，还有骑兵学校、机枪学校、工程学校。

张家口经济落后，气候恶劣，苏联顾问不适应这里的生活条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得了痢疾。

顾问组的北京领导给第一军的苏联顾问组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训练冯军。顾问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到当年9月底，第一批学员毕业，共毕业250名骑兵、115名炮兵、70名工兵，还有38名高中级军官。

1925年8一9月，冯玉祥还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办了大学生训练学校。约有1000名青年大学生来到这所临时性学校接受培训。他们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省份，其中有国民党员180名，大多数是左派；学校设立了国民党分部。

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官都调来参加学校的工作，苏联顾问有阿尔根托夫、谢尔盖耶夫、科列伊沃、索洛维约夫。

学生们过士兵一样的生活，很快地掌握了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射击；他们讨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学校存在的时间很短，但为冯玉祥扩大了政治影响。

冯玉祥的军队是当时装备最差的部队之一，士兵使用的大多数是20世纪初生产的步枪，而且是各种不同的型号，步枪7种型号，机枪6种型号，火炮4种型号，往往出现新运到的子弹和炮弹不能适用于任何一种型号的武器的情况。

几乎没有任何军械修理厂，技术人员也很少。针对这一情况，苏联专家帮助装备了一些军械修理厂，生产弹药，培养了必要数量的技师。还帮助建造了一批装甲列车。

6、苏联主导下的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决定倒戈，对张作霖开战。这是继冯玉祥政变后中国发生的又一重大政治、军事事件。

事件爆发之前，苏联召回驻华大使加拉罕，讨论中国政治军事问题。负责中国军事事务的苏联军方最高领导人伏龙芝认为，国民军在苏联的援助下力量迅速加强，但张作霖的军队在日本支持下也日益巩固。

吴佩孚在政治上表现十分活跃。他建议使吴佩孚和冯玉祥一起共同对付张作霖和段祺瑞。根据这些情况判断，1926年春，或更早的时间内中国将发生武装冲突。

为应付这一紧急情况，俄共（布）中央决定加拉罕尽快赴北京履职，并由伏龙芝代表政治局为他起草了一份指示信。

其要点是：

（1）国民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与吴佩孚建立固定的关系是必要的。

（2）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敌人依然是张作霖，应当从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他彻底打垮。

（3）国民军对张作霖进行打击应选择最重要的地理位置，即攻打并占领包括天津在内的直隶省，然后是热河和北满（黑龙江）。

（4）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占领北方同广州保持联系的交通线。

最后结论是联合吴佩孚成立由冯玉祥和广州政府代表组成的新的中国政府。

这是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通过受其援助的政治军事势力，对中国中央政权实行的最大一次“外科手术”。

11月上旬，应冯玉祥的邀请，共产国际对华工作负责人维经斯基，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团团长沃罗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方委员徐谦，和国民军参谋长刘骥等人，在张家口举行极端秘密的军政会议，讨论即将出现的政治军事问题。

在军事问题上很快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当然就是伏龙芝指示信中，让国民军占领天津和攻占热河的作战部署。

但在政治上，即联合吴佩孚建立国民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歧，冯玉祥坚决反对同吴佩孚进行任何接触，只同意与孙传芳和萧耀南建立联系。维经斯基等同意了冯玉祥的意见。

7、反奉战争的方案

冯玉祥和郭松龄所达成的协议是，郭起义后宣布为国民军第四军，进攻奉天。

冯玉祥予以积极配合。击溃奉系军阀后，与广州方面联系，在北京建立国民政府，实行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维护民权等政纲。

在郭松龄对张作霖作战过程中，冯玉祥的配合作战方案是，向北占领承德，袭击张作霖的侧翼，对东北实行佯攻，吸引张作霖的军队；向东攻占天津，消灭李景林的军队，保住北京。

这样，冯玉祥就处于对张作霖、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同盟者山东军阀张宗昌、李景林三面作战的形势。

冯玉祥与郭松龄达成协议后，请苏联顾问阿连、埃凡斯、普里马科夫和科尔涅耶夫等商量实施办法，问他们“如果打起来，外国朋友是不是要参加战斗”。

郭松龄倒戈正是苏联所需要并孜孜以求的。苏联顾问给予肯定回答，全力以赴地投入实际行动，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并帮助实施。

冯玉祥的骑兵军团驻防多伦，苏联军事顾问是久克等人。在郭松龄宣布倒戈不久，该骑兵军团4000余人便在孙连仲的率领下，从多伦出发，只用了7天时间就到达承德，将张作霖的一个旅缴械，12月5日占领承德，并与郭松龄取得了联系。

天津作战方案制定并帮助实施者是以哈宁为首的苏联顾问组。

阿连、埃凡斯、普里马科夫、德列伊采尔、科尔涅耶夫、佩特科维奇和阿尔根托夫参加了作战筹划工作。

计划先占领杨村，并以密集炮火突破敌方阵地。总指挥张之江作战勇敢，但对指挥骑步炮兵联合作战、特别是以48门火炮集中攻击对方阵地并无经验，主要靠苏联顾问的具体意见。

哈宁等亲自乘装甲列车进行指挥。在攻城的关键时刻，苏联三名飞行教官还亲自驾驶飞机，散发传单，炸毁铁路，执行24次战斗飞行，投下66普特的炸弹和10枚燃烧弹。

12月23日国民军占领天津，24日占领大沽，李景林军队大部分被歼灭。这是国民军最辉煌的一次作战。

但对张作霖作战的主力郭松龄的军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麻痹轻敌，日军出面干涉，郭松龄兵败被杀，只剩下山海关一带的残余部队，加入了国民军，冯玉祥建立国民政府的计划变成泡影。

天津作战之后，国民军控制了热河、直隶、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和甘肃，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统称西北军。

冯玉祥控制地面虽然很大，但在直隶的作战，枪弹已经消耗殆尽。为消除冯玉祥的影响，张作霖、阎锡山、张宗昌和吴佩乎建立联盟共同反对冯玉祥。

8、五原誓师背后

为减轻对国民军的压力，冯玉祥宣布下野，到俄国考察。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在苏联顾问普里马科夫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参观访问，直到9月初回国。

冯玉祥在苏联考察期间，苏联继续对他做工作，希望能通过他将国民军进行政治改造。安排他参观工厂、农村、图书馆、博物馆、机关和学校，会见加里宁、托洛茨基、伏罗希洛夫、季诺维也夫等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还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校长拉狄克称赞国民军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军队，冯玉祥是世界革命战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还派蔡和森为冯玉祥及其随行人员作了三天报告。蔡和森认为冯玉祥“进步甚大”。

这时从广东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取得重大胜利，冯玉祥决定回国联合国民革命军，推翻北京政府，于9月16日到达绥远省五原县。

17日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西北军各部首脑齐集五原，举行总司令就职和誓师典礼，国民军改称国民联军，冯玉祥发表宣言，宣布国民军与国民党结合为一，遵奉孙中山遗嘱，实行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表现更加“左”倾，表示要重建国民军，任命共产党人刘伯坚为政治部副部长，任命在苏联陪同他访问的乌斯曼诺夫任政治军事顾问，在各军成立政治处。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冯玉祥对国民军的重建，原来在国民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就有一百七八十人，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又从北方区委、莫斯科、广州和上海，抽调邓小平、李林、王炳南、刘志丹、阎揆要等40余人到国民军中工作。

原来国民军南口战役失利后退踞绥远、包头、五原等地，冯玉祥回到五原时，当地只有四五营军队，且疲敝不堪，除驻甘肃者外，不满5万人。

经五原誓师，国共两党帮助整顿，冯玉祥旧部相继归来，战斗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国民军势力的重振，牵制了直奉军队，改变了南北力量的对比。冯玉祥采取“固甘援陕，连晋图豫”的战略。

8月克复天水、平凉，次第收复陇东、陇南各县，将吴佩孚的势力逐出甘肃。11月底解西安之围。12月上旬国民军乘胜出潼关，进抵河南灵宝，实现了全部战略目标。

1927年国民联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是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扩编为八个方面军，分驻陕、甘、宁、豫四省。国民军与国民革命军联合作战，壮大了革命力量，促使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

蒋介石举行四一二大屠杀，实行反苏政策后，冯玉祥又倒在蒋介石的一边。

国民军从直系军阀分化出来是中国大革命形势推动的结果。这支军队远谈不上是革命军队，所以当革命形势发生逆转时便倒向了反动势力。但它的出现在客观上推动了革命的发展，缩短了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时间。

苏联的援助对国民军向革命靠拢起了重要作用。

至1928年，第二集团军已发展到拥有34个师、20个旅和15个团的兵力，统辖陕、甘、宁、青、豫、鲁六省，是当时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中人数较多，声势颇大的一支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