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东北军俘虏？吴焕先拍板：当机枪教官，待遇好于连长

1934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将东北军10个师从华北陆续调往豫南、鄂东，以加紧对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当时，东北军“围剿”的对象主要是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的红二十五军。

全军辖第七十四师（个营）、第七十五师（2个团），总兵力共3000余人。

4月18日，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东北军牛元峰部第一零九师两个营，紧紧尾追而来。

为打击尾追之敌，徐海东命令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埋伏在高山寨，并指挥其余部队诱敌跟踪。

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区时，第七十四师突然掉头反击，第二二三团则向敌侧后发动猛攻。

敌人遭到前后夹击，顿时乱作一团，仓皇逃窜。

此战，红军将敌两个营全部打垮，毙伤敌人100余名，俘敌官兵52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100余支。

高山寨战斗，是红二十五军对东北军的第一次打击！

被俘的52名东北军官兵，经过审査后大都予以释放，有十来个愿意留下为红军服务的正好编成一个班，以便集中进行政治教育。

但要把这个“俘虏班”放到哪个营时，哪个营政委都很不乐意接收。他们听说“俘虏班”大都是些机枪射手，万一生出什么事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赵凌波，你敢不敢接收？”军政委吴焕先问道。

赵凌波，四川泸州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号兵，1931年红军攻克英山县城时被俘。

他的军号吹得不错，是个军事技术人才，吴焕先曾将他带在身边当号长。

经过战斗考验，赵凌波这时已经入党，并被破格提升为营政治委员。

“有啥子敢不敢的，就放在我们营部。”赵凌波倒是无所顾忌，满口答应下来。

别的营政委都乐了，逗笑地说：“赵凌波最合适不过，由白军到红军的亲身经历，就是现成的政治课本，十天半月也讲小兀

经过集中教育的“俘虏班”成员，后来都被分别补入连队，担任“机枪教官”。

这个特殊的在编职称，就是为了培训红军的机枪射手，更好地使用缴获东北军的捷克式轻机枪。

吴焕先

军首长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机枪教官”享有一定的地位待遇，职务仅次于连长、指导员，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则要比连长、指导员优厚一等。

连队喝稀粥必须给“教官”捞碗稠的，每逢改善伙食，也得多打一勺肉菜；晚上跟连长、指导员一起同住，而且还要想办法搭上一块门板，或铺点麦草。

艰苦岁月，这极其微薄的一点优待，令“教官”们无不为之感动。刘玉甫、郎献民两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机枪手刘玉甫，号称“酒袋子”，被俘时腰里还缠着个“猪尿泡”，盛着半袋子烧酒，背地里总要品上两口。

有次被营政委赵凌波发现了，说这是“反动习气”。刘玉甫心里不服，争辩时叫了赵的外号“格老子政委”。

赵凌波（前排最右）

这惹火了赵凌波：“‘格老子政委’是你叫的？喊的？你念过《百家姓》没有？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格老子在《百家姓》里排行第一，是全中国头一个大姓。你要称呼我赵政委！”

因在气头儿上，赵凌波非要没收那个“猪尿泡”不可。刘玉甫不给，说他宁可舍命，也不能丢掉“酒袋子”。

赵凌波怒不可遏，给其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腐化行为”，二是“享乐主义”。而这都是与红军的优良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务必予以惩处。

想不到刘玉甫会讲几句俄语，叽里咕噜来了一串俄国话，当众骂了赵凌波。

赵凌波不问青红皂白，误以为是东北军的什么秘密暗号，马上就向军领导作了报告。

军政委吴焕先一了解，不是那么回事，当即为刘玉甫摘去两顶政治“帽子”，也不把饮酒当作“反动习气”。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使用过的重机枪

只是讲了讲革命军人饮酒应当注意的事项，并允许他把“猪尿泡”带在身上。

刘玉甫乐得一蹦三尺高，大声喊叫：“我的’酒袋子’——乌拉（俄语’万岁’）！”从此，“酒袋子”这个外号就在红二十五军广为流传。

长征中，刘玉甫的那个“猪尿泡”被子弹打穿了，他也就跟“酒袋子”断了缘分。这时，刘玉甫已经当上了连长，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郎献民是辽宁人，作为一名东北军老兵，他在军事技术和战场指挥方面都有一套，但就是对时事政治不太关心。他的口头语是：“吃谁的粮就为谁打仗！”

有一次，军政委吴焕先在给“俘虏班”讲课时，笑着问郎献民：“好兄弟，你从长白山来到大别山，吃的是东北军的粮，不跟日本打仗，跟红军打的什么仗？”

郎献民就把牛元峰抬了出来，说他们的牛胖子师长说过：“抗日必先剿匪，剿灭赤区就是抗日。”

影视剧中的牛元峰

吴焕先首先揭露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套鬼话，接着说：

“好兄弟，东北军上了老蒋的当！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还欺骗你们说剿赤就是抗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兄弟——中国工农红军，这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抗日抗日，就是要把枪口对准日本兵，打回东北老家去！”

吴焕先还将红二十五军政治部1934年5月2日编印的《最近的口号标语大纲》宣讲了一遍，其中就有针对东北军的六条具体内容。

当场，吴焕先还唱了一首新编的歌谣：“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丢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

参加红军后的这一课，牵动情怀的一首歌，使郎献民的眼泪夺眶而出，伤心不已。

张学良

这个不问时事政治的军人，从此不仅过问时事政治，而且把政治当作他的第一生命。

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后，郎献民和刘玉甫同时被提升为连长，可郎献民却不肯就任。

领导上问他为什么不当连长，他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临阵向敌人发起冲锋，他不好意思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

吴焕先语重心长地说：“好同志，你虽然不是党员，也可以当连长。危急关头，就是要你身先士卒，带头冲锋陷阵，消灭敌人。你先当连长，再争取入党。”

郎献民这才当上连长，很快又当上了营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才由刘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团长，刘震为团政治委员。

东北军进驻鄂东、豫南后，张学良曾身穿士兵服装，亲自驾驶汽车，于6月间视察了鄂东、豫南和皖西的驻军防地，并在潢川（第六十七军军部驻地）主持了“剿匪”会议。

会议遂制定了从7月1日到10月10日为期三个月的“围剿”计划，其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之方，作一网打尽之图”、

具体部署是：一、将鄂豫皖地区的10多个县划分为6个“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平汉铁路沿线），使用兵力为13个师又3个独立旅；

二、另以两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对红二十五军实行跟踪追击。

敌人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将红二十五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6月底，敌部署完全就绪。

7月12日，东北军姚东藩部第一一五师（为第四追击队）、吴克仁部第一一七师（为第三追击队），从东西两面向罗山朱堂店地区进攻。

为避敌锋芒，争取主动，红二十五军立即实施转移。17日拂晓，红二十五军在向何家冲转移途中，行至长岭岗南侧高地时，突然发现第——五师就在长岭岗一带宿营。

敌两个团分别位于东西两端，师部（位于长岭岗）的几顶帐篷未及拆除，戒备十分疏忽。

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敌人只是借以夜宿，并无工事可守°徐海东、吴焕先当即决定抓住有利战机，部署兵力，歼灭孤立之敌。

战斗打响后，红二十五军接连端掉敌人的几处排哨、连哨，长岭岗很快就被拦腰突破，敌两个团不能相顾，乱作一团。

这时，活动在附近的红军地方独立团和游击队，也乘机占领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长岭岗一仗，给东北军的进攻当头一棒！姚东藩部第一一五师六四三、六四四团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据红二十五军政治部1934年7月18日印发的《战斗捷报》记载：此战消灭敌人5个营，缴获长短枪800余支，轻机枪60余挺，子弹、手榴弹及军用品无法计算……

敌师长姚东藩和参谋长姜宝德负伤后潜逃，师部中校参谋周鸿负伤后自杀身亡，共毙伤敌官兵300名以上。

因“正在清査中”，《捷报》中没有俘虏数字。中共鄂豫皖省委在1934年7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有一笔俘虏数字及处理情况：

“红军政治部很好招待了第一一五师的400多名俘虏，除参加红军者外，都发给路费放回去。这样更使奉军士兵相信红军。”

与之可作印证的是：姚东藩在1962年5月5日撰写的《长岭岗战斗概略回忆》中说：

“全师残余撤到潘新店后，陆续零星跑回来的官兵，军官计有营长贾凤鸣及连长二人，士兵计百余人。随师救护的和红军当晚送出来的负伤官兵约80余人。”

姚东藩是辽宁人，曾在张学良手下任过要职，张在兼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姚为长官公署军令厅厅长。

1933年，姚东藩升任第一一五师师长。长岭岗战斗中，姚东藩负伤后逃出山林，被其部下一路搀扶到了潘新店。

事后，第一一五师残部即被调往孝感休整，姚东藩被撤销师长职务。

战斗中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使红二十五军的武器装备大为改观。有不少战斗连队，都配备到6挺或9挺轻机枪，有几个营全都换上新式的马步枪。

原先补入红军的那一个班的“机枪教官”，都成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骨干，为红军培训出一批又一批机枪射手。

“机枪教官”这一在编职称，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堪称“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