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王陵基更不是黄维：1959年王耀武被特赦，谁是功德林战犯的“带头大哥”？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是一个比较精明也比较特殊的人物，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回忆：王耀武有自己的办公室，管着所有的学习小组组长，很多“同学”都想取代王耀武而成为功德林战犯中的“带头大哥”。

王耀武这个“带头大哥”并不是欺压“同学（功德林战犯互称同学）”的某“头”某“霸”，而是为战犯同学服务、帮管理人员做事的积极分子——战犯们在功德林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改造，王耀武的正式职务，是“学习委员”。

沈醉回忆：“王耀武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这么多高级军政人员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和文强口述自传）”

王耀武的地位确实令其他同学眼红，因为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权力”最大的是学习委员王耀武，“权力”第二大的是生活委员庞镜塘，但是两人还是以学习委员为首：战犯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谁学习成绩好谁学习成绩差，王耀武有很大发言权和决定权，而庞镜塘这个生活委员，则有点“费力不讨好”。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间特殊的“工作室（实际是办公室，但不能那么叫）”专属于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庞镜塘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战犯们反映情况，当然是找王耀武而不是找庞镜塘，即使是找庞镜塘，也是发牢骚挑毛病，找王耀武则是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王耀武汇总上报，其意义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老王笔头一歪，好话能变成坏话，坏话也能变成好话，虽然王耀武从来都是实事求是，但是战犯同学们却不能不对他保持尊敬。

学习委员王耀武领导各个学习小组长，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所长、政委，也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王英光、贺春年、胡大叔、马玉和那个级别）领导，每天学习完毕，王耀武都要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据沈醉回忆，王耀武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所以他不仅得到管理所领导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们的信任。 但是王耀武的山东同乡、同事庞镜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老蒋任命的山东党务一把手），显然不具备王耀武的威望。

庞镜塘管生活，而那些被俘的高级将领好日子过惯了，再加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这些高级战犯除了徐远举、周养浩、董益三等特务被抓时口袋空空之外，大多比较“富裕”：“因为解放军执行不搜俘虏的政策，被俘时身上带的财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虽暂时交管理所保存，但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大官被俘时，身上往往带有大量美钞、黄金，所以花起钱来满不在乎。每逢年节，管理所同意买些香烟糖果食物时，有的一开口便是香烟10条、糖果10斤。”

沈醉在被俘时揣了十两黄金，被俘后又有很多“朋友”给他送钱，后来又从成希超藏在衣领、袜子里的两千一百美金中分得了三分之一（当年七百美金相当于六百多克黄金），所以花起钱来也毫不在乎，曾对他恨之入骨的徐远举周养浩，后来也吃他的最短，再也不骂他了。

战犯中的“财主”们上报的香烟糖果数量由庞镜塘负责统计并交由管理人员采购，再由她来分发。庞镜塘看着上千条香烟、上千斤糖果的采购清单也十分头痛，只好跟同学们“讨价还价”压低数量，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不满。

被庞镜塘压低了购买数量，有人十分生气地在他的办公桌上写了一首打油诗，直接把他气哭了：“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

庞镜塘想让管理人员核对笔迹，找出那个恶作剧者，但是管理人员认为核对一百多人的笔迹动静太大而婉拒了。

还没找出打油诗作者，庞镜塘种在办公室的两盆山胡子（可能是山胡椒，根能之风湿）和五色朝天辣椒又被淋上了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

庞镜塘再一次被气哭，他知道这件事不好再让管理人员调查，就请沈醉帮他“破案”，结果又被沈醉泼了一盆冷水：“我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你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

现在想来，庞镜塘找沈醉“破案”是找错了人，因为写歪诗、浇开水这种事情，正规将军是不屑干的，那是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常玩儿的把戏，沈醉不但知情，而且可能是参与者——沈醉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是经常去王耀武庞镜塘办公室抽烟聊天的。

与庞镜塘不同，王耀武只栽花不种刺，谁又不得罪，所以他从1956年转入功德林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一直稳坐学习委员办公室，连缝纫组长杜聿明对他也很是客气：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同学们经常称王耀武为“王佐公”，却没有人称王陵基为“王方公”、杜聿明为“杜光公”——蒋系高官都有名有字，取一字而称“某某公”是尊敬，比如白健公（白崇禧字健生）、李德公（李宗仁字德邻）、程颂公（程潜字颂云）。

因为王耀武很会做人做事，所以就成了功德林战犯同学中当之无愧的“带头大哥”：“管理所有什么事也由他向各小组去传达，大家对王也很信任，有什么思想问题不愿和小组长讲的，便和他去谈，这就比向管理人员去谈少了许多顾忌。”

王耀武第一批特赦后，每天早上再也听不到他高门大嗓喊大家“吃糖、吃糖（王口音很重，起床听起来就像吃糖）”，集合也不再由王耀武吹哨子——王耀武最后一次吹哨子，是1959年12月4日上午9点多钟，管理员叫王耀武吹哨全体集合时，人人喜形于色，列队进入小礼堂，礼堂主席台上挂的横幅“特赦战争罪犯大会”，那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全体集合了。

王耀武离开了战犯管理所，谁会成为新的“带头大哥”，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杜聿明与王耀武同一批特赦，庞镜塘第二年也出去了，即使庞镜塘不出去，这个“老好人”也当不了大哥。

王陵基在所有战犯中军衔最高、年龄最大，但是他连自己都照顾不了，杜聿明出去后，胡子也不知道由谁来刮，所以他只能算“老前辈”，而当不了“带头大哥”。

在一百多名将军级战犯中，沈醉的年龄属于最小的一拨，他在杜聿明走后接任缝纫组组长，离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还有一段距离，徐远举和周养浩就更不用说了——这两个家伙在战犯中很不受待见，别说“带头大哥”，连小组长都当不上。

王陵基、沈醉一个太老一个太小，不想管事也管不了事，谁来充当管理所与战犯之间的联络人就成了问题，沈醉第二批特赦，后面的事情他不知道，自然也就没写，所以要找功德林战犯中的第二任“带头大哥”，我们就只能从其他“老同学”中去找了。

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十分熟悉的名字：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

黄维这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就是那个“永动机研究家”，此人一向孤僻倔强，曾经挨过董益三（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副处长、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康泽的部下，跟沈醉同在第二批特赦）的耳光，他既没时间，也没兴趣“搭理”其他同学，同学们也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就是文强，但是有些事情刘安国在电视剧中能做（比如煽风点火说怪话），真实历史中的文强却绝不会做。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虽然不认错，但也没有顽固反抗，在山东期间，他就是战犯中很重要的负责人，他在《口述自传》中回忆：“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所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可能就是王英光的历史原型），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战犯管理所的很多规定，也是文强帮着起草制定的：“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规定贴在墙上，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里面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看过笔者前期文章的读者，肯定知道文强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用领导语气跟管理人员说话，也是习惯使然。如果文强不转换阵营，其地位会高得难以想象。

文强最后一批特赦后，也进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当专员，而且成了专员中名副其实的负责人——当时王耀武已经辞世，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组长又全体专员选出，文强连续三次全票当选，做了十五年组长，专员们有什么事，都是请文强跟上面沟通，而且每次都是文强出马，马到功成，副组长沈醉跑前跑后给文强打下手，大家其乐融融。

文强为什么能成为新的“带头大哥”，除了他级别较高、办事比较有能力之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至于其他原因是什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可能比笔者了解得更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