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惊汉武英雄射”

王子今

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声名最为显赫的帝王之一。他在位54年，就执政年代的长久来说，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仅次于清代的康熙帝和乾隆帝。

这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英雄时代。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经谈到读史的个人情趣倾向。他写道：“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毛泽东的观点，不仅说明了一般人看历史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同时也提出了对于把握和理解历史文化基本脉络的敏锐的认识。他所说的“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确实是一个“事态百变，人才辈出”的时代。

汉武帝时代，是英才荟萃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繁盛丰实的创造性的成果。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汉武帝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后人曾经给出过“汉武英雄”的评价。宋人王十朋参观水师训练，曾经作《观习水胜》诗，回顾了汉武帝当年操练水军，准备征服昆明的故事，其中写道：“汉武英雄思拓边，昆明习战遗风传。”宋代学者苏辙引述张文潜的诗作，其中也有“龙惊汉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烂漫游”的句子。“龙惊汉武英雄射”，说的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南巡的时候，亲自在江中挽弓射蛟的事迹。后来又有明人欧大任《泊枞阳眺览遂忆汉武之游》诗：“行役届皖城，放舟下枞阳。原隰郁膴膴，江波浩汤汤。忆在元封中，君王狩朱方。大江深且广，及兹一苇航。弯弧射蛟台，皇武何可当。”也回忆“汉武英雄射”，感叹其事既往，壮风不再。

战国时代的文化形态，表现出不同地域存在着鲜明的差异。秦王朝的统治者表现出追求文化会同的理想。秦始皇琅琊台刻石有“匡饬异俗”的字样，之罘刻石强调“远迩同度”，会稽刻石宣传“人乐同则”。这些文字，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克异求同的文化统一的宣言。不过，从秦末直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间文化风格的明显差别。《史记》里讲，刘邦准备任用秦王朝过去的骑士做骑将，来训练自己的骑兵部队，却遭到婉拒。被任用者说：“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曹丘生曾经对季布说：我是楚人，您也是楚人，为什么您对于我隔阂如此深重呢？体现出当时民间人际情感方面，有浓重的地方主义色彩。汉并天下后，刘邦以齐王韩信“习楚风俗”，于是改封为楚王。又封儿子刘肥为齐王，“民能齐言者皆属齐”，老百姓能说齐地方言的，都属齐国。可见各地民俗方言仍然难以相互沟通。当时人贬低楚人的说法“楚人沐猴而冠”以及骂齐人为“齐虏”，也都表现出交通不很方便的各地区之间，人们有相互鄙视的心理倾向。

各地区间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是在汉武帝时代实现的。

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各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礼记·中庸》说孔子有“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也可以看到，秦始皇曾经发表“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政治宣传。然而文字的统一，其实是到汉武帝时代方才得以实现的。根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我们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的汉文化，在汉武帝时代大体形成了。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文章”之士，“应对”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不可胜纪。

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像班固所说，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华民族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