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红旗”当年仅得15票，被一作品185票碾压，为何最后能当选

众所周知，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每到国庆，有30万人不远万里地赶赴北京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电视机前，也有许多国人在等着国旗的升起。升旗手将五星红旗扬起的那一刻，所有中国人都感到无比的荣幸与自豪。我们见证了国家的建立与崛起，此生不悔入华夏!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五星红旗当年在参与国旗评选时，仅得到15票，被另一作品以185票的优势碾压。那它最后又是如何当选的呢?与两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筹备会向全国征集国旗

194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会议筹备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该会所担负的筹备任务中，就包括制定新中国国旗这项重要任务，且这项任务被交给筹备会的第六小组负责。这个小组共16名成员，组长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马叙伦，成员包括叶剑英、郭沫若、张澜等人。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消息迅速向全国和海外传播。一个月的时间，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共收到了2992幅(一说为3012幅)国旗图案。参与者包括开国元勋、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工人、农民等群体，甚至还有9岁的小学生。

而曾联松便是参与者中的一员。曾联松于1917年出生在浙江瑞安一个不太富足的书香门第家庭，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父亲曾宇人是水利工程技术人员，母亲沈炳娣出身名门，也初识文字。1928年曾联松考入县立初级中学后，受到美术老师、画家金作镐的熏陶，对书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曾联松经常去听宗白华教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些都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旗图案，奠定了基础。

而曾联松之所以对设计国旗饱含热情，与他过往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南京失守，中央大学跟着迁往四川。曾联松曾滞留家乡，参加瑞安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开展活动。后来又在校友黄大明的介绍下，参加了“学生抗日联合会”。1938年，曾联松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中央大学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曾联松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却总觉得全身有使不完的劲，想做点什么。当报纸上刊登了征求国旗方案的通知后，他变得兴奋异常。据他家人后来介绍，那段时间曾联松下班以后就把自己关在阁楼里，看看、写写、画画，就连吃饭都得再三催促，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以至于年幼的儿子都担心的让妈妈去带爸爸看病。

经过废寝忘食地创作，曾联松的第一版设计方案出炉。那是用油光纸剪制的国旗图案，五颗星在旗面上从左上角到右下角排列，五颗星是大星领头，依次四星排下来。曾联松迫不及待地邀请好友张公度观看，张公度看后，摇头道：“这不成领带了，一点也不像国旗。”曾联松见好友反对，自己也摇了摇头。后来他从一曲沪剧唱腔中得到灵感，设计出了五星红旗的图案。只是曾联松的五星红旗中，最大的那个五星中有着镰刀和斧头。

国旗评选

1949年8月中旬，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开始评选国旗方案。评选的标准有三：一是要有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二是要有政权特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三是要以庄严简洁为主。

一开始，曾联松的方案并未入选，是在田汉的主张下，才将其收为“复字32号”“红地五星旗”，并按照评委的意见去除了具有苏联色彩的镰刀斧头标志。评选委员会从来稿中挑选了38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

1949年9月23日，政协全体会议代表分组讨论了国旗方案，但并未形成定论。有代表认为五星红旗中的四颗小五角星提法不妥，不应该提到资产阶级。而毛主席和大多数代表都赞同使用4号图案，即“一颗星一条横杠”，其中横杠代表黄河。而这一方案也得到了185票，被定为“复字第一号”方案。

但在当天的晚宴上，张治中将军却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国旗上的一条横杠有分裂国土、分裂革命之嫌，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毛主席若有所思，表示此方案暂且搁置，大家再进行讨论。而彭光涵则向周恩来总理推荐了32号图案，也就是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周总理对此图案很满意，让彭光涵绘制较大的图样。

此外，陈嘉庚也曾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建议，认为政权特征比地理特征更重要，无需坚持使用象征黄河的图案。两天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表明了他赞同使用五星红地旗的理由，并在与会代表间取得了共识。后来经反复讨论，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国旗、国徽审查组，通过了第323号设计图案(即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中第32号草图)为当选图案。

当曾联松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设计的图案被选为国旗时，简直不敢相信。直到一年后，他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被正式告知他是国旗的设计者，才接受了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