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刘伯承主张解除毛主席兵权，此后毛主席待他如何？

毛主席一生中经历了无数坎坷，光是职位的升迁贬降，就有三起三落。然而，无论是来自敌人的打压，亦或是内部的压力，都没能让他动摇分毫。

不过，在他历次遭受的打压中，尤其是红军第五次围剿之前被解除兵权最为惊心动魄。很多人没有想到，在表决同意解除毛主席兵权的名单中，竟然有刘伯承元帅的大名。当年的刘伯承为何会主动表决同意解除毛主席兵权，此后他与毛主席的关系，是否受到了影响？

要想明白当年的中央局为何要解除毛主席军权，必须结合当年的历史背景。在宁都会议之前，红军内部，包括前方红军与中央局之间，因军事路线问题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分歧。

毛主席经过长期斗争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得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军事斗争策略。但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包括部分留苏中央局领导坚持认为，红军在壮大之后，必须优先攻占大城市，确保对全国局势产生重大推动，以便于在短期之内夺取全国胜利。

按照当时全国各地的革命形势，确实达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程度，而且，中央红军巅峰时期达到了将近三十万人，甚至还一度出现了“集团军”编制，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似乎形势一片大好，夺取全国的胜利就在眼前。

但实际上，反动派在城市地区的统治依旧十分牢固，各地军阀已经名义上形成了统一，敌人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然而，真正能够认识到问题本质的，其实也只有毛主席一人。

当然，在毛主席的影响之下，周恩来、朱老总包括很多一线指挥员，都赞同毛主席的主张，那便是暂时不夺取敌人防守严密的大城市，转而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工农武装，教育发动群众。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局与前委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随着双方分歧日益扩大，终于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之前爆发。

1932年9月25日，面对蒋介石集团重兵围堵，红军在毛主席、朱老总的指挥下，连克乐安、南丰、宁化、宜黄四城。毛主席等人认为，应当利用有利时机，借机发动群众，继续扩大农民武装。

就在这时，他们却接到中央局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对吉安、抚州等城市发起进攻。与之前攻克的小县城不同，吉安、抚州都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军州，在缺乏攻坚重武器的情况下，红军贸然攻城危险极大。

因为命令不切实际，且风险极大，此前，朱毛周等领导同志，已经连续“抗命”，目的就是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竭力避免攻打重兵防守的长沙等大城市。

此时，双方的分歧终于迎来了爆发，在宁都会议上，中央局就势提出，毛主席此举属于是“上山主义”，甚至有人说他“消极怠工”，就此要解除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在这场著名的军事会议中，尽管当时的刘伯承同志仅仅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级别职务都不算高，不过，此时的他拥有一个特别的背景，那便是曾经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过系统学习，堪称是留苏学院派的代表。

既有苏联背景，又有扎实的军事理论，当时的刘伯承，甚至一度被称为“党内孙武”。此次表决是否要保留毛主席军权的军事会议上，中央一些领导特地请刘伯承列席。

在最终表决之前，有关领导曾经当众咨询刘伯承本人的态度，此时的刘伯承在苏区工作的时间过短，也几乎没有太多与毛主席直接共事的机会，对于毛主席主持的工作，亦或者是工作能力、风格并不熟悉。

他所了解的毛主席，是共产国际理解下的毛主席，而且，刘伯承本人接受的军事教育，也是苏联所崇尚的在城市发动工人武装，以夺取中心城市为核心，以此夺取全国政权。也因此， 在毛主席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主张的背景下，刘伯承同样是站在了中央局领导人的一方。

他建议，毛主席让出红军的指挥权，调岗到后方负责地方行政工作。经过最终的表决，宁都会议决定，让毛主席离开军事指挥岗位，此后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毛主席彻底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

对于自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事件，毛主席本人的态度极其豁达，他曾经自嘲说“：我这个木菩萨，过去还灵，后头便不灵了，直到遵义会议，他们才又把我搬了出来，这才开始又香了起来，总算还好我的脑壳没被砍掉”。

此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随着毛主席被剥夺指挥权，红军也将迎来一场大难。毛主席离开指挥岗位之际，正好是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当时的中央红军依靠毛主席的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图谋。不过这种游击打法，引发了共产国际和中央局的不满，宁都会议的召开，最终结果是以毛主席被剥夺军权宣告结束。

在之后的第一时间里，共产国际派来李德担任三人军事小组的负责人，而刘伯承也顺势被提拔为红军的总参谋长。李德作为纯正的苏系军事指挥员，最崇尚“拼命主义”，他对毛主席此前的游击战术嗤之以鼻，反而大肆鼓吹阵地战。

李德声称，面对蒋介石的围剿，就应该正面回击，让敌人全部战死在阵地之前。结果也显而易见，原本形势非常不错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彻底失利。在此过程中，亲自见证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刘伯承，内心遭到了强烈的冲击，原本对李德无条件支持的他，也开始表示激烈反对。

在遵义会议之前，刘伯承包括其他很多同志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过去红军跟随毛主席时，总是能够打败敌人，而李德、博古这些人自从开始负责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之后，原本占据主动权且作战十分灵活的红军部队变得无所适从。

红军被迫改变原有的打法，开始与敌人展开正面阵地战。结果就是屡战屡败，就连刘伯承都向李德表示了自己的不解与不满，刘伯承表示：“按照目前的情况，我军的损失将越来越惨重”。

面对过去自己支持者刘伯承的不满，李德等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其实，当时发生巨大转变的不仅仅是刘伯承一人，包括王稼祥等等高级领导人，都认为只有毛主席的领导，才能让红军走出困境。

只可惜，当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无可挽回的以失败告终。红军为了保住苏区，与蒋介石重兵集团展开正面交锋，结果是损失惨重，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踏上了流亡之路。

也就是在这时，一个共识在所有人心头凝聚，重新让毛主席出山，指挥红军走出困境，此后的事情历史书上已经是大书特书。

在很多红军指战员包括领导人看来，在宁都会议关键时刻的表决，刘伯承站在了毛主席的对立面，此后必然会遭到针对，就算不恶意打击报复，也必然要“靠边站”。

事实上，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刘伯承元帅依旧是得到了毛主席足够的信任，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让他担任129师师长，解放战争更是领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位居十大元帅之一，军事才能被充分发挥，在历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