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因情报译错一字，致毛主席指挥首战失利，刚下马的博古竟如此讥讽他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肯定了毛主席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主张，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毛主席重掌军事指挥大权。

在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调兵遣将，命令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川、滇、黔军阀，对遵义逐渐形成合围之势。

鉴于战机和形势的变化，遵义会议上作出决议：放弃黎平会议关于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向赤水地域移动，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然后北渡长江与川西红四方面军汇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要实现北渡长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必须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中游地区的两个战略枢纽——土城和赤水城。

土城地处贵州西北，赤水河穿境而过，其东、南、北为险峻山岭，急流湍啸，是赤水河东岸重要渡口，素有“黔北重镇”之称。而赤水城地处川黔交界，东南部山高坡陡，西北部河谷开阔，有公路连接附近的川黔各县，是中央红军北上入川必经之路。优越的地理区位，使得土城、赤水城自古以来就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红军能否取得在土城和赤水城的军事胜利，关乎红军北渡入川战略计划的实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城，兵分三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大军，林彪的红一军团为右路大军，中央军委纵队为中路大军，向北挺进。

1月24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进抵土城，黔军刘翰吾部未作抵抗，闻风而逃。红一军团占领土城以后继续向赤水城挺进，却遭遇敌人的负隅顽抗。当时，赤水城已被川军第五师十三旅、教导师一旅先行占领，他们连夜抢筑了坚固的碉堡和强大的工事。红军与敌人整整激战了一天，却毫无进展，突进赤水受挫。

1月25日后，其他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陆续抵达土城。1月27日，军委二局获悉如下情报：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4个团向土城包抄过来，并抢占离土城东5公里的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企图围歼中央红军。

中革军委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当周恩来介绍完敌情后，毛主席问道：“这一路川军，到底有多少人？”刘伯承回答说：“据侦察报告，大约为四个团。”

毛主席沉思片刻，谨慎地说：“既然只有两个旅四个团，我们集中三五个军团打他一下，行吗？”

曾身为川军名将的刘伯承摇摇头，谨慎地说：“我离开川军多年，现在刘湘到底如何，我也不清楚。”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提高部队士气，也为了给北渡长江创造有利条件，中革军委决定在距土城3公里外的青杠坡集中红三、红五军团的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尾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1月28日凌晨5时，青杠坡战役打响，该战役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具体部署为红三、红五军团从土城镇外的水狮坝兵分两路，向盘踞在青杠坡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

战斗开始不久，红军攻占了青杠坡周围的老鹰石、桐子窝、猴子丫等阵地，但川军居高临下，凭借有利地形拼命抵抗。在对制高点石高咀、尖山子、营棚顶的争夺中，双方进行了持续激战。红军组织突击队对川军阵地发起十余次冲锋，同川军展开白刃战。一时间，青杠坡山头血流成河，红军战士伤亡巨大。然而，红军的英勇作战并没有攻破川军的阵地，战斗处于胶着状态。

8时许，川军潘佐旅的先头团赶到青杠坡投入战斗，红五军团部分阵地被突破。川军沿山脊下冲，扑向土城，一直攻到了大埂山军委指挥部前沿。

在此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亲临三军团前线指挥，刘伯承参谋长亲临五军团前线指挥。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到位于土城东面的大埂山军委指挥部。

情况万分紧急，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直属中央军委的干部团对敌人发起进攻。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的带领下英勇作战，打退了进攻大埂山的川军，使阵地得以巩固。

为了扭转不利的战局，毛主席电令红一军团二师放弃奔袭赤水城的任务，火速从猿猴（今元厚）赶回土城增援。下午2时许，一军团二师回援赶到。红军各军团相互配合，接连对青杠坡的敌军阵地发起冲锋。在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敌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出青杠坡主阵地，逃往丰坝村。朱德率领红二师五团乘胜追击，然而川军凭借有利地形封堵，红军久攻不下。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重掌兵权，本来期望通过土城一役的大胜，来树立威信，也提振全军的士气，然而却失利了，使他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境地。当时部队里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拉下一把手位子的博古甚至讥讽道：“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遵义会议上刚刚复出的毛主席部署指挥的土城战役失利了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情报不准确，低估了敌人的兵力。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如此评价毛主席指挥的土城战役：“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

土城战役发起前，中革军委根据前方侦察的情报，判断当前敌情是：“今日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四团，或有后续四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的可能。”根据这个判断，参战敌军4个团，约5000多人，而中央红军总兵力（中央机关、后勤人员除外）约有2万人，兵力对比大约是四比一，红军兵力占明显优势。而且，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占据有利地形，可以采取奇袭或伏击予敌以重创，如果是这样，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

然而，后来才搞清楚，这个敌情判断尤其是对敌人兵力规模的判断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据战场上抓获的俘虏交代，国民党参战敌兵力为郭勋祺、潘佐旅6个团1万多人，另有两个旅还在后面跟进。并且郭勋祺部早已先到土城布防，以逸待劳，凭险据守。

另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回忆：

“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发的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按照当时国民党军的编制，一般是一个旅辖三个团，一个旅的兵力是一个团的三倍。“旅”、“团”虽一字之差，却令战场强弱对比瞬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给本来已遭受重大损失的中央红军带来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严重危险。

然而，军委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很快从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很快正确破译了敌人密码，为毛主席迅速扭转形势提供了准确情报。

当双方在青杠坡形成对峙局面后，周恩来、王稼祥赶到二局，对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密码破译专家被誉称为中央红军中的“破译三杰”。1月28日下午两三点，他们经过紧张工作，终于破译了郭勋祺的来去本密码，发现红军周围布满敌军：东面的川军有郭勋祺、潘佐、廖泽3个旅，敌独立第三旅正在增援途中；教导师第二旅由西面向土城迂回，赤水的敌第五师2个旅及第一师第三旅第七团也从西北向红军侧后攻击；东南方向布有薛岳的重兵。

军委二局还侦译了川军总指挥潘文华的一份重要密电：“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我达（凤冈）、廖两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协同郭、潘各部，一致歼灭。匪主力全在土城一处，合围之势己成，请各友军各派小部轻装截击，必可一网打尽。”

中央收到二局的准确情报后，于1月28日下午5时左右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改变行军路线，西渡赤水河，突出重围。21时许，二局再次侦获潘文华吁请各路友军加入聚歼的急电：“匪主力确在土城一带，命廖、郭、潘、范（子英）、达、章（安平）共六个旅及徐（国暄）支队，向土城猛剿，期于聚歼此匪。”形势万分紧急！1月29日凌晨3时，军委根据最新掌握的敌情，发出西渡赤水（一渡赤水）电令。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虽因情报不准而失利，但军委二局亡羊补牢，在关键时刻破译了川军密码，毛主席据此及时改变了决策，抢在国民党军收紧包围圈之前果断撤出了战斗，西渡赤水。否则，继续与敌纠缠，则极有可能全军覆没，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红军迅速一渡赤水，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中共中央在扎西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进行了整编。

扎西会议上，毛主席经过深刻反思，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说：

“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们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条：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四个团，实际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扎西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毛主席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日、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经过半日激战击溃黔军王家烈一个师，乘胜二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最大胜仗，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牢固确立了毛主席在红军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