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不是宫恕原型：戴笠抓他前只冷冷地说了十个字，被抓的陈恭澍差点越狱

电视剧《风筝》中那个长得有点对不起观众的宫恕有点意思，谁是他的历史原型，也很难得出准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宫恕的历史原型绝不是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因为陈恭澍要是出现在《风筝》中，“军统六哥”郑耀先和“军统四哥”徐百川，都得管他叫“大哥”——郑耀先和徐百川在上海与日伪特工斗智斗勇生死搏杀的时候，军统在上海的老大就是陈恭澍。

《伪装者》中毒蜂王天风的历史原型、三目王王天木，军统第一杀手、辣手书生陈恭澍，都当过军统（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区长，沈醉当时只是他们手下的交通员（后来胜任少校组长），《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也在上海战斗过。

从1937年8月到1942年初，文强在先后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文强才被调回重庆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少将高参”。

陈恭澍1939年8月12日接任军统（当时的军统还不是后来的军统，局长是陈立夫，下设三个处，一处处长徐恩曾，该处后来变成中统，二处处长戴笠，该处继承军统之名，戴笠为副局长，该局曾任局长的是中将加上将衔贺耀祖、中将加上将衔钱大钧、陆军二级上将林蔚，中将郑介民是军统最后一任正局长，也是保密局第一任局长）上海区区长，1941年10月30日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投降，当了汪伪“杭州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汪伪“苏浙皖赣四省行营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李士群被鬼子毒毙后，陈恭澍依然脚踏两只船，一方面跟戴笠眉来眼去，一方面又跟余玠结成“第一委员会”，办起了替汪伪吹喇叭的《常识》半月刊。

这里要顺便说一句，这个余玠，就是电视剧《潜伏》中被余则成狙杀的李海丰的历史原型——此人原名李开峰，化名余玠，是军统顶级电讯专家，他的叛变，给军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戴笠悬赏二十万银圆将其干掉。

李开峰被干掉后，陈恭澍还替他鸣冤叫屈，这其实是兔死狐悲。他在回忆录《抗战后期反间活动》中替自己和李开峰辩解：“十月三十日，上海区遭敌伪强烈打击，本人因一时失去镇定，亦坠入陷阱而被捕，一夜之间，风云骤变，军统局上海区组织面目全非……等到李士群一死，局势改观，人是现实的，余玠也要为他的前程着想，这时候一拍即合，他表明愿意跟我走，无论走向何方。”

化名余玠的李开峰和陈恭澍一样，都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贪生怕死却总是要为自己找借口，有时候陈恭澍自己也难自圆其说，又苟活多年后，陈恭澍也在回忆录中扪心自问：“李士群死后，我又与‘梅机关’合作搞情报，这又作何解释？直到1943年9月以前，迄未主动要求恢复工作关系（指重归戴笠指挥），又是何居心？如果说，我打算如何如何，准备如何如何，那都是空话，上级所要的是工作表现，没有工作表现，说得天花乱坠也枉然，在这种情况下，（戴笠）通令予以制裁，照理并不过分。”

陈恭澍不管怎么替自己和李开峰辩解，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他们都是眼看鬼子要完蛋，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即将树倒猢狲散，这才想起跟戴笠恢复联系，但是戴笠要是能轻易放过他们，那些被王天木、陈恭澍、余玠出卖而被汪伪杀害的军统高级特工亲友，也是不会答应的。

陈恭澍回忆了他与戴笠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那是抗战胜利后在唐生明的家里，陈恭澍正和唐夫人徐来聊天，戴笠不声不响的走了进来。

按照常规，多面没见面的“朋友”、“长官部属”，即使口头上不做寒暄，握握手也是应该的，但是戴笠并没有伸出手来，陈恭澍很尴尬：“我自然也不好意思伸手，万一遭到拒绝，岂不是自讨无趣？从眼神中看得出来，他似乎对我怀着一份失望，甚至于连正眼都不想瞧我一眼。”

陈恭澍原本想一见到戴笠，就把自己在汪伪阵营的三年经历都做个汇报，但是戴笠不理他，他也只能告辞，就在陈恭澍迈步到门口的时候，戴笠在他身后冷冷地开口了，这是戴笠再见陈恭澍说的仅有的十个字：“听说你已经人财两得了！”

陈恭澍听了这十个字，浑身的血都凉了：“谁知道这竟是我和戴先生最后的一面，也是我们朋友一场、同志一场、长官部属一场的最后收场！”

戴笠看着陈恭澍一言不发地离去，当场就做了决定。1946年1月底，陈恭澍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八，戴笠的决定被上海区的特务泄露给陈恭澍：“戴先生已经电令立即把你扣押起来。”

于是陈恭澍被逮捕了，被逮捕的陈恭澍睡在八个人的大通铺上数人头，感叹自己此时的待遇还不如在七十六号——他刚被鬼子抓去，就有很多日伪头目给他隆重举办了一次“寿宴”，还让他到东京旅游了一圈，那时候他虽然有机会逃掉，但是却一直不走。

陈恭澍被关在军统的监狱里，每天都要被“抄房间”。他好不容易弄进来的襄阳和打火机，被“徐所长（看守所长徐钟奇）”抄去三次，幸好“徐所长”看在陈恭澍曾是军统上校的面子上，没有抡起棍子和皮鞭。

连陈恭澍自己都承认，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准备越狱的，虽然南京有消息说他将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或十五年而不会枪毙：“我仍然不放心，所以我还是为逃狱做准备，几经接触，再加上外来的支助，竟然有六七个人答应帮我的忙。这些人当中有三位是职员，其他的都是‘永春训练班’刚结业的学生，分发到这里工作而派充警卫的。”

要不是陈恭澍的亲笔回忆，估计很多人都不会相信，这个曾经的“军统第一杀手”，以汉奸罪被逮捕后，还有那么多小特务帮他越狱，而且陈恭澍还真有胆子越狱，但不知他越狱后要逃亡何处。

陈恭澍的越狱行动，在一些小特务的帮助下开始实施，第一步就是把他从二楼八人的大囚室调到一楼二人一间的小囚室，而且房门居然没有上锁。

陈恭澍可以在大厅里随意走动，还能隔着大门的铁栅栏与外面的人交谈，陈恭澍在回忆时还有点沾沾自喜：“重要的是，铁门上这把锁的钥匙，给我弄到手了！”

弄到钥匙的陈恭澍出了铁门，朝后院走了二三十步，就来到一个小角门，但是门上的锁已经绣住，看守的钥匙也打不开，于是他们换了一把锁，并给陈恭澍赔了一把新钥匙。

这样密谋准备、试探了两个多月，陈恭澍终于开始越狱，同谋告诉他：“出了小门，就是一条小窄巷，没有住户人家。巷子不长，出了巷口就是大马路。马路左转，就是看守所的正门，千万不要记错，朝右才是生路！”

看陈恭澍的回忆录，笔者是越看越心惊：虽然鬼子已经投降，但是汉奸的实力依然很强，曾在汪伪特务系统当过高官的陈恭澍，依然可以轻松逃出戒备森严的军统看守所，这要是没有军统高层的暗中帮助，显然是不可能的——对某些大特务来说，陈恭澍逃掉，总比在军事法庭上竹筒倒豆子更可接受。

陈恭澍已经走到小角门，正准备越过最后一道屏障，一个姓李的小警卫追了上来，悄悄告诉陈恭澍：“你不用跑了，戴先生遇难了！”

陈恭澍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如果有人为我当时有什么感想，实在太复杂了，可以说的是关在牢里和生活在外面，会有很大的不同。”

戴笠坠机，让陈恭澍看到了正常出狱的希望，跟陈恭澍在京津沪三地共同战斗过的郑介民马上给军法处长沈维翰打电报，电文冠冕堂皇，但沈维翰一看就知道啥意思：“陈某某同志一案，盼依法处理。”

陈恭澍也承认这里面有猫腻：“电文内容谁含义不明，唯在称谓上仍以‘同志’呼之，至于‘依法处理’这句话，则颇耐人寻味，难道说还有不依法的道理吗？”

多年以后陈恭澍才知道，按照戴笠的意思，是要判处他死刑的，当时的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主任秘书是郑介民）和戴笠的机要秘书潘其武，已经按照戴笠的意思，在陈恭澍那件初审拟定的“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公文上签署了意见：“拟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陈恭澍推测：我和毛人凤潘其武虽然不是好朋友也算老朋友，他们这样批复，一则是公事公办，二则是戴笠授命，他们遵照办理。

不管怎么说，戴笠坠机，让陈恭澍逃过了一死，所以他才有机会大写回忆录，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吃翔勾践，但是戴笠一心要置他于死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王天木、陈恭澍、李开峰都是不折不扣的叛徒，都给军统上海潜伏组织造成了巨大损失，他们出任汪伪高官，也都是不可原谅的，就像戴笠所说的那样，在汪伪“人财两得”，鬼子投降，他们变脸如翻书，还想逍遥法外，要是真有这样的便宜事儿，世上还有天理吗？

陈恭澍在郑介民庇护下逃过一死，其他如万里浪、林涣芝等二十六个军统叛徒，则在同一天被拉到“警备总部”执行了枪决，陈恭澍对此印象极为深刻：“我从门缝中望出去，好多人在开镣之后，跳跳蹦蹦地都喜形于色，或以为起解之后，就有出头之日了，他们哪里知道，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呢！”

很多人看了陈恭澍的回忆录，都把他当成“无名英雄”，但是即使是以他的回忆录为依据，我们也能发现他罪无可恕——正是因为当年有很多汉奸侥幸逃脱，所以他们的后代在岛上才越来越嚣张地不以为鬼子当帮凶为耻，他们为虎作伥的劣迹，也渐渐被洗白，而我们则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戴笠晚死半年，如果老蒋和郑介民不有意庇护，那些罪大恶极的鬼子和汉奸，是不是早就被枪毙了？当年杀鬼子和汉奸，是不是杀得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