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兵四十万，占据六个省，冯玉祥最强的西北军顷刻瓦解

民国军阀派系众多，每个军阀都控制着一片固定的区域。

民国初期这些军阀派系主要包括皖系、直系、奉系、滇系、桂系等，皖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领导人，他在日本的庇护下，长时间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主要控制安徽、陕西、山东、甘肃和浙江等省份；直系军阀以冯国璋为领导人, 他依赖英国和美国，盘踞在湖北、河南、江西和江苏等省份；奉系军阀主要依靠日本的实力，控制东三省；滇系军阀领导人是唐继尧，主要在云南、四川和贵州的某些地方；桂系军阀则辖广西和广东两地，其领导人是陆荣廷；而阎锡山则长期控制着山西及周边区域。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虽然经过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但中央同样缺乏权威，政治权力与实力成正比。为了争夺地盘维护既有并争取更大利益，桂、滇、冯、晋、粤等各大新军阀明争暗斗。其中最大最强的当属冯玉祥的西北军。

冯玉祥早年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式陆军。冯玉祥当时20岁，是淮军的一个副教习。淮军弥漫着的颓废陈腐之气，让冯玉祥十分沮丧，因而对袁世凯准备编练的新军十分向往。投入袁世凯门下后，冯玉祥成为武卫右军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的一名正兵。凭借着才干、勤奋和不可遏制的进取心，这个大块头的年轻人很快脱颖而出。他接连晋升，从副目、正目、哨长一直到队官，并在所有的考试里名列第一。

1904年，冯玉祥所在的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第六镇，归段祺瑞统治。标统陆建章看出这个年轻人有着远大前程的潜力，便把内侄女许配于冯玉祥，着力栽培。

1912年，北洋军阀将领陆建章奉袁世凯之令编练左路备补军。这时，曾参加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递解归籍的冯玉祥，被委任为该军二营营长，原滦州起义时的旧属李鸣钟、韩复榘等也纷纷前投来效，孙良诚、石友三、刘汝明等也在这时新招入伍，后来都成了西北军的骁勇大将。

第二营成为西北军的胚胎。

第二营因练兵成绩优异，被扩编为左翼第一团，下辖三营。1914年,冯玉祥率左翼第一团入陕镇压白朗起义，又被扩编为左翼第一旅（后改为第十四旅），因被陆建章赏识再次扩充为中央第十六混成旅。至此第十六混成旅已拥有两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一个骑兵营、一个机关枪连，兵力达五、六千人，拥有步枪千余支，山炮18门，机关枪6架，为西北军形成奠定基础。

此后，在驱逐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平定陈树藩叛乱等过程中，趁乱而起，逐渐脱离陆建章的控制，扩编成11师，占据河南地盘，形成“五虎上将”刘郁芬、鹿钟麟、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总兵力超过3万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地盘扩充到西北绥远、察哈尔、甘肃三省及京兆、天津等附近。到了1928年北伐结束，达到政治、军事的兴盛时期，占有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河南、山东六省地盘，其编制番号达9个方面军，32个军，81个师，其中嫡系部队已有34个师、20个旅和15个团，人数达40万之多，以人数和战斗力来说西北军远远大于其他军阀，更远胜于蒋介石的黄埔系，成为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军事集团。

由于冯玉祥曾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以其率领的军队统称“西北陆军”，也简称“西北军”。历经14年，通过不断发展壮大，从北洋军阀系统中的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一个师，终于演变成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西北军。

然而，随着军事形势的逆转，先是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自由行动，接着西北军嫡系吉鸿昌、梁冠英、葛运隆、孙连仲等部先后投蒋，最后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等部由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至此，冯玉祥惨淡经营几十年的西北军全部改编完毕，这支曾经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的劲旅，退出了民国军事舞台。

西北军是冯玉祥一手由一混成旅发展而成，中上层军官如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刘汝明等都是冯亲自拔于行伍，从士兵逐级培养至高级将领。冯视他们如子侄，对他们实行一种家长式的支配。另一方面，冯玉祥出身贫寒，由一名小兵在逆境中崛起，不仅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而且实力不断壮大，成为部下心目中的“传奇式人物”。在西北军人人对于冯玉祥都起了一种神秘的信仰，全军数十万人都奉冯玉祥为神明，愿意无条件地忠诚地服从于他。

1926年西北军在南口失败，处于困境，军心离乱不堪，大家都渴望在苏联访问的冯玉祥早日回国重整西北军。当宋哲元等部下见到从苏联兼程回国的冯玉祥时，犹如见到了父兄，悲喜交集，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冯玉祥的归来，恰如一针强心剂，使濒于涣散的西北军人心振奋，重新聚集到冯的周围，五原誓师成为西北军的一个重要转折。

作为西北军创始人的冯玉祥，是一个典型的旧军人，他的西北军也相当复杂, 并非象铁桶子一样坚固。

在西北军，冯玉祥既是上司，又是严厉的家长，他习惯于个人专制， 缺乏民主作风，依靠封建家长制度来维系这个团体，树立个人的权威。

冯玉祥的确是一个带兵的干才，他把各方面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极有秩序，并力求以个人的品德垂范示人。据说每次招收新兵，冯玉祥都要亲自查看，只要右手食指有茧子的，他都不要———那是兵油子、混营子。他喜欢招质朴、精壮的农民、学生。这一点，冯玉祥跟当年的曾国藩一脉相承。新兵入伍后，冯玉祥亲自选拔较有文化者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

同时，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看作一个大家庭，常以家长自居，爱兵如子，体察兵情，经常跑到军营里与士兵同吃同住, 与士兵促膝谈心, 婚姻、家庭、兴趣、理想、学习、工作，他都关怀备至，呈现出家长慈爱的一面。除了发外面穿的军服外，还发衬衣、鞋、袜，而且尺码合适，缝纫结实。此外，冯玉祥十分关心官佐眷属的生活，设立小学、中学等，解决官兵子女的教育问题，使将士无后顾之忧，所以深得全军的爱戴，得其效力。

而对中上层军官，冯玉祥摆出封建家长的威严，遇事常常专擅独断，采取封建家长的统治方式进行控驭，特别对手下的高级将领管束更严，即便是已经当上了军长、师长，乃至省主席，冯玉祥对待他们仍然象对待子侄一样，动辄罚跪、棒责，毫不客气。这些人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这不免使他们感到太受拘束。

因此，一些高级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玉祥忠心耿耿，但内心早已萌发了不满情绪，有的甚至企图另谋出路。再加上西北军的地盘多属贫瘠之区，官兵的待遇较低，特别是高级军官的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这样，无论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某些高级将领与冯玉祥之间已经潜伏着可怕的矛盾，一旦有人从中加以挑拨，这种矛盾就会表面化，导致西北军的分化。

北伐后，蒋介石的地盘分配方案，使西北军占有陕、青、甘、河、鲁之地，这些地方绝大部分是西北内陆，经济比较落后且交通不便，冯玉祥提出要占据出海口青岛市遭到蒋介石拒绝。无论是财政税收还是地盘，西北军所得的都是较少较差的，军队被全国编遣会议裁兵许多，待遇也很差。从此，冯玉祥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1929年5月蒋冯战争爆发，因韩复渠、石友三叛冯投蒋失败。

蒋介石对韩复榘大施笼络手段，蒋介石宋美龄亲自设宴款待韩氏夫妇，席间对韩复榘推崇备至，呼向方兄而不名，并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听闻此言，韩复榘受宠若惊，表示：“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临别之时，蒋介石再赠以巨金。

韩复榘回到开封对部下说：“蒋委员长和宋美龄对我很热情，称我为北方常胜将军，可是我在冯先生跟前，不是被训斥就是挨骂，如同老子对儿子一般。”

此后，韩复榘通电表示拥蒋，使冯玉祥骤然失去不下十万人，给其以极大的打击，这为以后西北军投蒋开创了先例，到中原大战后期西北军将领纷起效法，倒向蒋介石，西北军陷入瓦解的泥淖之中。

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手反蒋，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战前，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普遍感到前途不容乐观，存在抵触情绪，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恨阎不恨蒋，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联蒋打阎，先除肘腋之患，然后再求发展。但是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联阎反蒋只会失败。虽然众将领屈服于冯玉祥的家长权威不敢当面反对，但心中并不以为然。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此时冯玉祥对西北军的指挥魔力荡然无存，冯玉祥以往的超凡形象已经大为褪色，西北军官兵之所以随冯投入战斗，并非如五原誓师时那样视冯为救星及正确的象征，因而绝对信任、自愿服从，乃是屈服于冯的家长权威的勉强跟从。而且出现了一个怪现状——凡是冯玉祥信任的人，对于投蒋都很感兴趣；凡是冯玉祥不信任的人，对于投蒋都不同意。最终造成将级军官互相对立，战时互不支援，以致出现大胜变成小胜，不败反而失利的不良后果。

在中原大战中，在讨逆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张钫的游说之下，西北军不少将领纷纷倒戈投蒋。另外，蒋介石挖空心思，针对西北军的特点，在陇海线上开办一些流动酒店，从上海雇来大批舞女和妓女充当招待员，引诱西北军官兵，消磨其斗志，减少其战斗力。再加上张学良率十几万东北军入关助蒋，冯玉祥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西北军被消灭殆尽。冯玉祥的军事反蒋宣告彻底失败。

冯玉祥在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由于没有正确的和鲜明的政治主张”。冯玉祥“军事第一”的思想，严重影响到西北军的教育和训练。西北军向来只重视军事训练，忽视政治教育，在他的成长发展史上, 仅1925年一段时间及五原誓师到国共分裂的一年时间内，共产党人曾在其内部进行过思想政治工作，其余时间是一片空白。冯玉祥虽然也非常重视对官兵进行精神教育，但他的教育内容仅仅停留在爱国爱民的一般教育上，他甚至还一度以基督教的教义作为治军思想。这样，西北军的精神教育始终缺乏一个完整的进步思想理论体系，这就难以保证全军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军官兵参与了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可是与拥有地盘的晋军、桂军可以从地方经济和地方政权中寻找帮助和支持相比，西北军旧部失去了冀察平津和山东地盘，失去了休养补充的基地，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兵源、财源和地方政权的支持，陷入了困境。

蒋介石削弱西北军旧部的意图比对桂军、晋军都要明显，手段也更为残酷。由于桂系、晋系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国际国内也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还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政治形势下，蒋介石不敢有太大或太明显的削弱晋军、桂军的举动。由此，抗战期间晋军是惟一没有被蒋介石分割的部队，桂军的境遇也明显比其他部队好。

而尽管西北军旧部是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为五战区辉煌战果的取得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领导层中，西北军旧部中也没有一个真正握有实权的人物，宋哲元被调离出他苦心经营的第一集团军，任有名无实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被处死后，西北军旧部的力量更加分散，失去了与蒋介石单独抗衡的实力。

李宗仁曾说：“最惨的要算是那些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由此可见，西北军旧部各军在抗战中的处境是极其悲惨的，是蒋介石蓄意要消灭的对象。

有人评价冯玉祥就像是三国时的吕布，游刃于纷乱的政局之中，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的敌人，利用各派的纷争，壮大自己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