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国军上将卫立煌返回大陆，亲自设宴，最后官至副

1948年12月，正值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之际，新华社突然公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这其中就有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卫立煌，而此时身处香港的他却松了口气，直呼：“我终于有救了，蒋介石终于能放过我了！”

说完此话，他就给朱德写了封求助信，那么这就让人很疑惑了，为什么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在听到新华社将自己列为头等战犯的消息后不惊反喜，还特意写信给敌人，这就得从他与中共的“不打不相识”开始说起。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是清朝吏制下的一名田赋官，但在卫立煌8岁时就得了瘟疫，这在当时相当于是绝症，所以不久就病逝了。卫立煌全家就只能靠着他的大哥在官府工作来维持日常开销。

卫立煌在很小的时候就每天步行10多公里的山路去隔壁村子的私塾学习，他知道家中生活不易，所以想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平时学习异常刻苦，有时甚至会“悬梁刺股”，学习古典书籍，文化水平在同龄人中也是佼佼者。

辛亥革命爆发后，卫立煌受到大哥和朋友们的革命思想影响，也毅然决然地剪去长辫，参加一些日常的军事训练。

1914年，卫立煌考入了湖北陆军学兵营，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强健了他的体魄，丰富的理论知识武装了他的头脑，这也为他在日后指挥千军万马奠定了基础，开阔了眼界。

在从军校毕业后，他与亲戚朋友们告别，南下广州加入了粤军追随孙中山，在一次夜间作战中，他所在的部队被敌军的炮火给冲散，但他不慌不乱，将剩余的部队集结起来，发动反攻，绕到敌人大本营背后，趁敌不注意，突然袭击，一举扭转了战局，事后他就因显赫战绩荣升营长。

在随后的多轮讨伐周边军阀和商团的战役中，他都表现得极为英勇，一马当先地冲入敌人阵地，杀得敌军“丢盔弃甲”，相继升至团长，旅长。并且获得孙中山的赏识，孙中山为了感谢他的功绩，特意赠送给他一张六英寸的单人照片，并在背后附有亲笔签名，这份珍贵的礼物他一直精心地收藏。

而卫立煌在战场上不畏生死，勇往直前的作风让蒋介石很钦佩，逐渐引起了他的重视和赏识，又因他们二人都非广东本地人，在当时的粤军中受到了一定的排挤，因此二人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925年，孙中山先生因病去世，蒋介石运用一定手段控制住了广州国民政府军政大权，并在黄埔军校选出自己的嫡系部队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伴随着自身地位的急剧上升，他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开始想方设法地从各处拉拢人才，这就包括了被他看中的卫立煌。

同年9月，蒋介石筹划第二次东征以便彻底剿灭陈炯明的部队，在出发前他特意将卫立煌的部队缩编，将他改任为第9团少将团长，这终于让蒋介石如愿以偿了，将他收归己用。

而卫立煌不论是在第二次东征还是北伐的表现都让蒋介石甚是满意，觉得自己果然没看错人，便提拔他成为第五军的师长，年仅30岁就成为一名师长，可见他的军事天赋有多么的高。

时间点来到了1927年4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并对共产党人大肆搜捕屠杀，制造了“白色恐怖”，我党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能爆发“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就在1927年的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而卫立煌也与朱韵珩（héng）结婚。因为朱韵珩与宋美龄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又有着同样的信仰，所以二人关系十分亲密，经常通过书信保持联系，而蒋介石就通过他的太太作为“牵线”，拉拢朱韵珩，进而更进一步拉近蒋介石与卫立煌的距离，使他成为自己的亲信。

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对红军又一次发动重大围剿行动，并自任豫鄂皖的“剿共”总司令，对中共苏区展开大规模袭扰，令卫立煌作为中路军六纵队的指挥官先行出发，策应二纵队袭击银山畈（fàn），并越国大别山进入它的北麓与红军决战。

红军当时寡不敌众，只得保存有生力量撤离到敌军薄弱的地方，卫立煌的部队趁势攻下了金寨县，蒋介石按照“谁先攻占此地就以谁的名字命名该地”的约定，将这座县城命名为“立煌县”。并且蒋介石看到卫立煌在作战时有勇有谋，重视荣誉，遂卸下自己的职务，任命他为豫鄂皖“剿共”总司令。

1933年，蒋介石又开始了第五次“围剿”，这次红军“反围剿”失败，被迫转移阵地开始长征，卫立煌在此次行动中又是立了大功，顺利成为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并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这时的他风光无限，蒋介石将他视为心腹爱将，走到哪都带上他，可直到下面这件事发生，他们之间就产生了隔阂，甚至猜忌。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形成全民族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迫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住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亲自前往西安主张应以民族大义为重，要和平妥善解决此事。并付出了实际行动。周恩来多方奔走，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等人会面，商量解决之策。

最后周恩来提议由他直接同蒋介石见面讨论各项分歧，宋美龄兄妹同意后亲自陪同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诚恳地向蒋介石说道：“蒋先生，目前时局不似当年，日本亡我国之心不死，所采取的侵略行动愈加频繁，两党如果不抗日则不能共存，不团结抗日则会导致整个国家都保不住，你如果坚持要发动内战的话，只会加速自身的灭亡，现在惟一的出路就是共同把枪口对准日本！”

蒋介石听了后若有所思，但并没有说话。

随后，周恩来又说道：“当然，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我们会拥护你，只要你一改往常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我可以听你指挥，甚至整个红军都可以由你指挥！”

听到此话，蒋介石也很感动，没想到此时中国如此有家国情怀，不计前嫌，以德报怨，那他也要有所表示了，他声明了三点：

由宋美龄兄妹和张学良代表自己与周恩来谈判一切事项；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起抗日，但必须拥有一切的指挥权；在安全返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前来谈判。

这表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了共识，初步达成了停内战，促和平，共抗日的协议。

事后，宋美龄表示：“非常感激周先生千里迢迢地赶来斡旋此事，此事能得到和平解决，周先生大功一件！”甚至和友人说起过这样一句话：“我国民党内部为什么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呢？”

卫立煌当时也是被张学良的军队扣押在西安的其中一人，亲身经历了此事后，深受感触，被周总理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深深钦佩中共的深明大义，以德报怨，他开始想了解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为什么能在所到之处获得百姓拥护？

1937年6月起，驻北平（当时称呼，如今称北京）丰台地区的日军连续多次举行挑衅性的军演，1937年7月7日，日本正式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又称“卢沟桥事变”。

国共两党正式开始第二次合作，这次的任务是保家卫国，共同抗日，红军按照协议接受了改编，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归第二战区。

而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的前敌总指挥长，所以当时的八路军名义上也在他的管辖之下，但卫立煌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他从未干涉过八路军的事情，反而在和八路军的接触下认为八路军内部思想非常先进，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于是开始肯定八路军的各项决议，消除了此前对于中共的种种偏见。

并且在接下的接触中，他更加敬佩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觉得这支队伍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所以他对待八路军十分友好，经常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却并未指挥过八路军。

换句话说他尊重中共，一方面不干预，不指挥，另一方面看到八路军的实际困难，会支援八路军大量的食品，服装，武器装备。

后来国民党军需处分析，光是在1938年第一季度，卫立煌就支援八路军100多万发子弹，20万枚手榴弹，发放武器的人担心这个数目巨大，都没人敢发，还是卫立煌亲自将这批战略物资运送到延安，才解决了八路军后续物资供应不足问题。

1937年，卫立煌和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展开的第一次合作，并且双方合作得十分顺利。当年10月份，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我军在太原以北的小镇忻（xīn）口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血战。

日军在战场上多次进攻失利的情况下，从侧翼向守在韩信岭的卫立煌军队发动猛烈进攻，此刻卫立煌被日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和部下被日军团团围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率领八路军杀出一条血路，迟滞了日军向我方进攻的步伐，让卫立煌有时间脱离险境。

此时，卫立煌虽未与朱德碰面，但他心中已经明白八路军作战能力不俗，完全可以与之交流增加见识，这时候，他对我军已经没有偏见了，完全将我军当成了友军。

这场战役沉重地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狂妄态度，浇灭了他们无比嚣张的气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的必胜信心，也是国共两党紧密配合下的一场重大的战役。就连日本军官都曾说过卫立煌是“中国虎将！”

这场战役发生以后，卫立煌就对八路军的“总部”很感兴趣，想要去见识一下这个革命圣地-延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他也只是敢想不敢做，因为在前期的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高层都知道卫立煌与共产党交好，还时常援助物资给八路军，这就让蒋介石起了疑心，认为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对自己不够忠诚。

所以卫立煌也不敢在表面上与共产党多加交流，收起了这份期待之心。但就在此时，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给卫立煌，命令他前往洛阳去开会，这让他喜出望外，这样的话他就正好途经延安顺便看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了，还不用被蒋介石指责。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的车队抵达延安，让他出乎意料的是他远远地就看到了欢迎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城门外的两侧，当他的车队快驶进城门口时，众人立刻敲锣打鼓还喊出欢迎的口号。

而到了城内，毛主席甚至亲自来迎接他，这让他感到了共产党人满满的热情，也让他受宠若惊，毕竟自己曾经围剿过他们，如今他们却以礼相待，尽显诚意，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那为什么毛主席等人要对他如此热情呢？卫立煌可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过去是敌人，现在虽然站在一条线上，但未来可就说不准了。

原来当卫立煌要来拜访延安的消息传到延安城时，毛主席认为卫立煌作为第一个到延安拜访的国民党第二战区最高长官，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但是很多共产党员不认可：“我们认为卫立煌曾经围剿红军，造成大量的红军战士伤亡，经历长征时又是历经艰难险阻，我党甚至经历过生死存亡的考验，怎么能和他们和平共处呢？”

而毛主席却说：“你们有这种顾虑很正常，但无论如何，现在是抗战的关键时期，要从全国，全民族角度出发看待这件事，对于国共合作会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去尽力争取到他！”

所以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百姓们都觉得毛主席见识深远，对于这位国军将领的到来报以最大的热情去接待，卫立煌在离开延安后，都时刻怀念着这里的百姓，这里的共产党员们。

卫立煌这次的延安之行没有逃出国民党特务的侦察，不久特务们就将卫立煌到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一事汇报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并没有太在意，因为在此之前，卫立煌就担心蒋介石猜忌自己，就提前向他汇报过了自己的行程。

但是卫立煌将军需处的大量武器弹药，物资，食品支援给八路军就让蒋介石很不满意了，毕竟100多万发子弹，25多万枚手榴弹等等数字一报出来，就让国民党的那些后勤官员不敢发放。

因为蒋介石早前就明确说过给八路军的东西看着给就行了（实质就是扣押，发放一小部分），当卫立煌看到他们不敢发放的时候，派人将物资运到延安，足足装了10多辆卡车，说道：“出了事，我担责任！”

就是这一个举动触碰到了蒋介石的底线，警告他不要自作主张，不可违令而行，不准发放过多物资给共产党，只要保证“饿不死”他们就行。

但卫立煌这回针锋相对地说道：“现在全国是一盘棋，所有的抗日队伍都应得到尊重，都应该一视同仁。”

蒋介石被激怒了，他们之间产生了隔阂，开始不断地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任何与共产党接触的行径都要随时向他汇报。

后来，卫立煌任第一战区的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八路军则在洛阳设立了办事处，在去洛阳开会时，卫立煌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在他还没有见到朱德的时候，他很难猜想到这位担任八路军总司令且威名远扬海内外的共产党英雄是什么样子的。

他在脑海中幻想着曾经见过的各类司令，要不骄横自大，胸无点墨，讲究排场，举止粗俗，不过他还是觉得八路军的总司令总归不一样吧，当他们正式见面的时候，还是让他惊讶不已 。

卫立煌与朱德初次见面后，本想夸一夸八路军的光荣战绩来打破紧张尴尬的气氛，没成想，朱德先开了口，止不住地夸赞忻口战役打得好，卫立煌听到后深受鼓舞，毕竟这可是得到了朱德的认可，这话语权可是相当重的。

在随后的交谈中，朱德向卫立煌聊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说他小时候家庭就异常贫困，时刻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但眼前的困难并没有让他悲观厌世，没有压垮他。

反而在这种环境下，他激励自己长大后一定要为整个国家，全民族创造一个太平盛世，现在虽然是八路军总司令，但时刻和弟兄们同甘共苦，从不当自己是个领导人，认为只有官爱兵，兵才会敬官。

听到此处，卫立煌鼻子一酸，两人从小都是有着共同理想，但如今却分属不同阵营，过上不同的生活，自己是国民党高层，享受着奢侈的生活，与民心越离越远，而朱德贵为总司令，却时刻紧密地围绕在百姓之间，受到官兵和广大百姓的爱戴，这就是两人的差距吧！

之后两人时刻因公事见面详谈，互有来往，卫立煌甚至带过两个军长乘车赶到八路军司令部，去给朱德等同志们拜年，并送来大量慰问品。

在长期与共产党员的接触中，卫立煌思想开始动摇了，他看到中共的领导人们都是那样坦荡大气，乐观豁达，而自己的上级蒋介石总是疑神疑鬼，刚愎自用。

他也曾经和自己的心腹们说：“我是不是一直走错了路，我是不是应该去我心仪已久的共产党，我不再是我，我们一起去当共产党员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参加？”

蒋介石从特务口中多次得知卫立煌三番五次与共产党高级官员会面，为了防止卫立煌突然倒戈向共产党一方，他要做好思想准备。

1941年底，因为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指责卫立煌时常偏袒八路军，早有异心，卫立煌无奈受到牵连，蒋介石顺势将他调离了第一战区，夺了他的军权。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手握东北军政大权于一手，但他却集中兵力，固守据点，拒不出战，蒋介石让他派兵援助薄弱地区，他不理睬，导致二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甚至有人认为卫立煌是中共地下秘密党员。

毕竟在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交道后，看到中共军队是如此为人民，得民心，不想“骨肉相残”，更不想让解放军这支仁义之师受到损失。

于是暗地里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电报发送给了毛主席。当辽沈战役爆发后，卫立煌对于解放军的进攻满不在意，蒋介石三番五次让卫立煌出兵，但卫立煌都以各种借口推脱了，蒋介石令廖耀湘前往锦州阻击解放军时，卫立煌更是不向他提供任何物资援助。

蒋介石愤怒到极点，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下令：“东北剿匪总司令战时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丢失东北要塞，立即撤职审查！”

而蒋介石也担心在这关键时刻如果立刻就审判卫立煌的话，势必会引起军心大乱，所以就将他囚禁于南京，时刻都有被蒋介石处决的危险。

但他似乎是已经想到自己会有这样的结局了，只是担心他的老母亲今后无人照顾该怎么办。

不过令他欣喜若狂的一件事发生了。1948年12月，新华社公布了国民党的43名头等战犯，卫立煌位列其中，当卫立煌得知此事后，直接激动地蹦了起来，连声说道：“共产党果然没有忘记我，我的信仰果然没有错，这下蒋介石就能放过我了！”

其实中共并不是真的说他是战犯，而是以此名单来排除他“通共”的嫌疑，使他摆脱险境。

果不其然，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因为国民党军队全面溃败而下野，桂系军阀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卫立煌无罪释放，他怕国民党当局后悔，随即前往香港避难。

当他想起自己还有老母亲需要人照顾之时，想来想去还是找了他的老朋友朱德，他认为朱德是中共中值得托付和信赖的人，肯定会帮自己一把，他修书一封寄给朱德，希望朱德能保护自己的母亲，不让他被国民党军队伤害。

朱德得知此事后立马向上级汇报，毛主席在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前线的邓小平同志发出指示：“望保卫立煌母亲周全！”同时也写信给卫立煌，让他注意香港的特务，保护好自己。

当时在香港的卫立煌知道母亲的安全得到保障后兴奋不已，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了，更是直接在香港向北京发出贺电。

当他得知蒋介石和美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气愤不已，认为蒋介石此举没有一点民族气节，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话也传到了中央高层的耳中，直接惊动了毛主席，他说：“卫立煌有如此爱国之心，是我国大幸，随时都可以从香港回来了！”

周总理托人问了卫立煌的意愿，问他对回祖国大陆有何看法？

卫立煌早已迫不及待地想为新中国效力，直言：“我前半生在国民党犯了不少错误，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报效国家，为了革命，我可以不惜一切！”

1955年，曾是国军上将的卫立煌返回大陆，卫立煌夫妻抵达北京后，周总理和朱德元帅亲自相迎，毛主席亲自设宴。

卫立煌回到祖国大陆后不仅没有因为他之前的身份而受到不平等对待，却被委以重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官至副国级。卫立煌将军在个人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选择了后者，他的理想信念坚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奉献祖国，为人民服务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