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宣侠父的特务，伪装成杂货店老板躲在沈阳，因一封信暴露地址

混过职场的朋友都知道想要升官发财就要摆平上级领导，只有掌握了领导的用人标准才算是掌握了升官密码。

有人曾精准的用四个字总结了蒋介石的用人准则，那就是“黄、浙、陆、一”，只要符合这四点要求，在国民党内想要不高升都困难。

所谓“黄、浙、陆、一”，掰开来看，黄：表示黄埔军校毕业；浙：表示浙江人；陆：表示陆军大学毕业；一：表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很多人因此调侃，不符合标准的还想要在蒋介石手下当官，那是“学非黄埔，省非浙江，两眼汪汪。”

胡宗南

“黄、浙、陆、一”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胡宗南，出生于浙江的胡宗南，毕业于黄埔一期，又出身于第一军，虽然成绩不是那么理想，毕业后却一飞冲天，被人称为“天子门生第一人”。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符合了蒋介石的用人标准，然而并非所有掌握升官密码的人都能够飞黄腾达，在黄埔一期当中，有一位学生比胡宗南优秀得多，并且老家是诸暨的，距离蒋介石的老家奉化很近，开车的话也就两个小时的路程，这可是真真切切的老乡啊！

他叫宣侠父，号称黄埔一期“最牛”的学生，之所以说最牛，是因为他是被蒋介石开除的唯一一个黄埔一期生。

很多人会说，宣侠父既然这样符合蒋介石的口味，为何还会被开除呢？原因就是宣侠父这个学生哪里都好，就是这个嘴不好，似乎有点“话痨”。

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的时候，召开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蒋介石作为校长自然也要训话，然而蒋介石在台上讲，宣侠父就在台下讲：“我看蒋介石像个新军阀。”

谁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还真就有嘴欠的人，把这事告诉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就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给他一顿臭骂，考虑到宣侠父是诸暨的小老乡，蒋介石还在真就网开一面，说了一句“下不为例”就让他走了。

按理来说，宣侠父吃了这次亏，以后应该会长个教训，但是不久之后，宣侠父又跟蒋介石“杠”上了。

在开学后不久，蒋介石以校长的身份，不经选举就下令直接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组长，并规定党小组组长每周直接向他汇报党内活动及工作情况。

这种军阀作风，当即在军校内引起轩然大波，第一条跳出来哔哔的，还是宣侠父。

这次，宣侠父不但自己哔哔，还领着同学一块哔哔，并形成了一份报告，直接送到校长办公桌上，说校长的做法“不符合党的组织法”。

蒋介石被“将”了一军，头一天晚上都没睡好觉，嘴里只剩芬芳了，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天亮，蒋介石立即把宣侠父叫来问话。

蒋介石是一再克制自己体内的洪荒之力，要宣侠父认个错，把报告收回去，三天之内写一份悔过书就算了，同乡之谊也就到位了。

到第四天，没有写下悔过书的宣侠父，背起行李卷离开了黄埔军校，回到浙江后，他跟朋友们说：“我和蒋介石闹翻了，已脱离军校。”

对于蒋介石来说，宣侠父这个小老乡是当真一点面子也没给他，离开黄埔的宣侠父，经李大钊介绍，进入到冯玉祥的国民军当中去，主要负责宣传工作，靠的还是那一张嘴。

后来冯玉祥追随蒋介石，驱逐共产党员，宣侠父也因此被驱逐，还一度被关押到军法处。

被关押期间，监舍里就他一个人，这可把他憋坏了，没人说话，他就弄来一支笔，把想说的内容写出来，这一写，写了一本自传体小说《西北远征记》。

被保释出狱时，他已成了作家，还加入了左联，开始靠笔来哔哔，在九一八事变后，因为蒋介石消极抗日，宣侠父到处宣传抗日，把坚持抗日的吉鸿昌给拉到共产党这一边，又组成了“反法西斯大同盟”，积极推动抗日运动。

宣侠父

蒋介石不得已派人逮捕了吉鸿昌，并将他残忍地杀害，对于宣侠父，蒋介石更是恼火。

然而宣侠父此时以《申报》记者的身份进入到白区，为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搜集情报，并进行统战宣传工作。

宣侠父说服各方人士，在抗日图存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包括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都达成了一致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主张。

对于宣侠父的这张嘴，有人曾比喻说：“宣侠父一张嘴顶两百门大炮。”

提起宣侠父，蒋介石就头疼不已，曾跟身边的人说道：“这个宣侠父真是又臭又硬，走到哪里，都与我作对，拆我的台！”想到气愤处，蒋介石举起手中的茶杯就摔。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和西北军，把自己的嫡系调到西安，蒋介石的嫡系自然就是以蒋鼎文、胡宗南为首的黄埔系。

1937年2月下旬，周恩来、叶剑英特意招来宣侠父，担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并被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主要负责统战工作。

对于共产党的抗日宣传，国民党反动当局十分恐慌，在1937年冬，两次查封《解放周刊》西安分销处。

宣侠父得知后，直接找到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要其给出解释。

蒋鼎文可不敢承担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名声，因此就说可能是下面人干的。

在宣侠父的谴责下，蒋鼎文脸一红，只得表示：“我一定让有关方面调查清楚。”

蒋鼎文曾气鼓鼓地对人说：“真是个甩不脱的口香糖啊，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乱子不可。”

谁也想不到，在1938年，国民党反动派就把魔爪伸向了宣侠父。

1938年7月31日下午5点，宣侠父离开西安办事处后突然失踪。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军代表林伯渠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是一位特工经验非常丰富的领导人，他通过种种迹象，很快判断出宣侠父可能遇害了。

因此周恩来三次要求蒋介石追查宣侠父的下落，结果蒋介石矢口否认，并不清楚宣侠父的去向。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期间，蒋介石自然不敢承认杀害宣侠父的事实，一旦承认就会给人落下破坏国共合作的口实，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一直被国民政府长期严密封锁。

正因为如此，关于宣侠父被害一直成谜，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得到重要线索。

当时北平公安机关抓捕了大量的特务，其中有一名特务为了获得宽大处理，检举揭发了一位名叫佟荣功的特务，他说佟荣功在一次喝酒后跟他吹嘘，自己曾在1938年奉蒋介石的密令杀害了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宣侠父。

这个消息很快引起了相关办案人员的重视，因为宣侠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更是党在白区的坚强战士和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这个仇必须得报。

北平解放

为此，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可惜佟荣功太过于狡猾，一直没有他的下落。

北平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直接对公安干警们说：佟荣功不归案，侦讯处的尖刀就不归鞘，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捉拿归案，以揭开这个中共党史上重大的谜团。

根据多方调查后，公安机关了解到，佟荣功是北平人，家有老母、妻子和三儿、三女，家里的产业是开杂货铺的。

在了解完家庭背景后，公安们又了解了佟荣功的一些个人历史，主要是他在国民党军统内从事特务的履历，因为他的级别比较低，所以很难有翔实的资料，大概梳理出，佟荣功于1933年加入军统，并在特务训练班受训，后来就担任军统的特务了。

另外根据其他特务的交待，佟荣功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可能已经逃往青岛，也有可能从青岛逃往了台湾。

但是公安人员发现他的家属一个也没有走，说明佟荣功并没逃台，如果逃台的话，肯定会把家属带走。

有了这样的基本判断后，冯基平决定采取守株待兔的方法，只要把他家给盯住了，就一定能够找到佟荣功的下落。

他认为佟家杂货铺是一个重要的场所，杂货铺人来人往，并不容易被发现其中的猫腻。

经过几天的蹲守，侦察员果然发现了问题，有一天一个男人提着一盒点心进了杂货铺，结果出来的时候手里却换成了两瓶酒。

北平老照片

杂货店也不收点心，哪有顾客拎着东西进去，空着手出来的？

侦察员当即在一个胡同口，把这位男顾客给带回了警察局，通过审讯后得知，此人是保密局的特务，此次去佟家杂货铺是奉索士衡之命，给佟家送钱，之前的点心盒子里就是装的钱。

侦察员立刻询问，索士衡是谁？

被捕的特务交待说，索士衡是佟荣功的心腹，此次佟荣功打电报来，跟索士衡询问了北平的状况，想要回北平。

得到这个线索后，冯基平当即下令抓捕了索士衡，并进行了突击审讯，索士衡当即交待了佟荣功给他发电报的事，与之前被捕特务交待的一致，审讯的同志认为索士衡没有撒谎。

索士衡然后又交待说，佟荣功现在在青岛，要我明天给打电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他就会回北平。

第二天，索士衡就给青岛挂去电话，然后索士衡就在电话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当时侦察员就知道索士衡在向对方通风报信，当即挂断电话，但是为时已晚。

这时索士衡一脸冷笑地说，自己已经给佟荣功报了信，你们抓不到他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同志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索士衡心思竟然这样缜密，就这样一条重要的线索断开了。

但是公安同志们并没有气馁，依然采取各种措施寻找佟荣功的下落，随着北京镇反运动的开始，越来越多的特务落网，其中有一位叫崔汉光的原保密局北平站青年训练队队长的崔汉光供述，曾在1949年5月，于青岛见过佟荣功，当时佟荣功告诉他，自己将要潜回天津，然后再潜回北平，做一票大的。

在三个月后，崔汉光就在天津碰到了佟荣功，尽管这条线索很快就断了，但是却让公安人员相信佟荣功并未离开大陆，只要没有离开大陆，就有抓捕他的时候。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安机关从未放弃对佟荣功的追捕，直到有一天，佟家杂货铺突然关门，佟家一家人也被人接到了天津，公安知道，佟荣功肯定是要有动作了，因此在暗中跟踪佟家人。

然而在侦察员们眼看着佟荣功的一家住进旅馆后，第二天旅馆里却只剩下佟荣功的母亲，剩下的家人全部神秘消息了，审查员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发觉公安的跟踪。

在这样的情况下，侦察员们把所有的经历都放到了佟荣功的母亲身上，不久，佟母在天津一户人家落脚。

侦查人员很快发现，佟母落户的这家户主叫佟浩如，是佟荣功的一个堂兄，公安当即将佟母和佟浩如展开审讯，然而两个人早就准备好了说辞，硬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让公安也没了办法，又不好贸然采取措施，只好把他们都放了回去，并赔礼道歉。

正在这时，公安机关调查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佟荣功有一个表弟叫李宝森，以前经常跟佟荣功一块喝酒，似乎知道点什么。

侦察员很快对李宝森展开审讯，李宝森很快交待，在1949年5月，曾在佟浩如家里跟佟荣功见过最后一面，佟荣功在天津活动，主要依靠一个收废品的老大姐充当自己的眼线，想要找到佟荣功，就得找到这位傻大姐。

公安人员根据线索，很快将这位傻大姐抓捕，傻大姐其实不傻，她深知自己暴露了，为求自保，立即全部交待了，但是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佟荣功在哪里，她如果有重要情报，都要用药水把内容写到信上，然后交给佟浩如，由佟浩如投信给佟荣功。

公安于是决定让傻大姐再给佟荣功写一封信，因为佟浩如并不知道傻大姐落网的事，在接到傻大姐的信后，第二天就去邮局把信寄了出去，公安人员很快查到，地址是沈阳皇姑区北市场的一家杂货店，收信人叫王子明。

公安人员判断，这个叫王子明的很可能就是佟荣功，根据信封上的地址，冯基平立即派遣侦查科长王奇，尤其亲自带队到沈阳去抓捕佟荣功。

1951年3月的一天，沈阳的春天还没有开始，到处都是冷飕飕的寒风，在沈阳皇姑区富贵街的一家名为王记杂货店的门被推开了。

几个人鱼贯而入，因为天冷，最后进门的随手把门关上，最先进入的那个人说道：“老板，来包烟！”

老板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见来人买烟，就问道：“你要买啥样的？”

说完就抬起头来看了一下顾客，这一下四目相对，顾客看了一眼手中的照片说：“佟荣功，你藏不住了，跟我们回北京！”

老板当即想跑，却发现早已被进屋的几个人团团围住，根本没有给他逃跑的机会。

沈阳老照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镇压反革命分子，全国都掀起了抓捕国民党特务的高潮，附近的居民也没有当回事，只不过大家平时都在这里买东西，看着老板是一个挺面善的人，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特务。

因为沈阳人都爱热闹，当老百姓听说皇姑区一个特务被抓后很快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有消息灵通的百姓打探到，原来这王记杂货铺的老板压根就不姓王，他的真名叫佟荣功，还不是一般的特务，这次来抓捕的公安是从北京那边派来的，看样是要掉脑袋了。

可以说抓捕佟荣功这个老奸巨猾的特务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因此在将其押回北京后，在公安审讯人员的严阵以待下，佟荣功叹了口气说：“你们是想知道我们是如何杀害宣侠父的吧？”

直到这时，宣侠父在西安失踪之谜才得以解开。

根据佟荣功的交待，下令秘密暗杀宣侠父的人幕后主使正是他的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通过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下达了命令，蒋鼎文又把任务交给了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蒋鼎文特意嘱咐张毅夫说：“宣侠父这个人是共党，狡猾得很，共党派他来专门和咱们打交道，很不简单……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处乱子不可！”

张毅夫立即按照蒋鼎文的要求，开始对宣侠父进行监视，把他的言谈举止都整理成材料，报告给军统。

很快，军统整理出了所谓宣侠父的五条罪状，然后报告给蒋介石，最终使蒋介石下定了除掉宣侠父的决心。

具体负责暗杀行动的是军统西北区三科科长徐一觉，徐一觉伙同情报组股长丁敏之和行动组组长李翰廷一块商讨暗杀计划。

想要暗杀必须要有“顶硬”的杀手，作为行动组组长的李翰廷当即物色了三名“顶硬”的人，其中就包括佟荣功。

佟荣功是青帮出身，因为熟悉北平的环境，十分善于挖掘情报，因此被当时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看中，陈恭澍号称军统第一杀手，最擅长搞暗杀，他十分欣赏佟荣功，就推荐他到浙江省警官学校接收职业特务训练，在毕业后一直从事绑架、暗杀等工作。

徐一觉等人很快向佟荣功介绍了宣侠父的背景及住址，第二天早上，又安排佟荣功等人在蒋鼎文公馆外去蹲点，确定宣侠父的相貌，然而因为宣侠父来往都坐车，始终没让佟荣功等人看到正脸。

直到有一天，李翰廷给佟荣功弄了一身警察制服，然后让他以户籍警察的身份到宣侠父的住处“查户口”，这才让佟荣功看清楚了宣侠父的相貌。

在确认了目标后，佟荣功等特务就准备找时机进行暗杀计划，通过对宣侠父的跟踪发现，宣侠父主要活动场所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蒋鼎文公馆、及他在西安北大街通济坊5号的住处。

八路军办事处戒备森严，自然不能下手，蒋鼎文公馆虽然好下手，但是不好交代，只有宣侠父的住处，以及他到八路军办事处之间的那段路，在选定暗杀地点后，佟荣功就准备随时动手。

然而让佟荣功感到棘手的地方就是宣侠父每天的工作都非常忙碌，行踪不定，而且有时候是出门就是好几天不着家，这让佟荣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戴笠得知任务还没有完成，当时十分生气，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戴笠又给安排了三名行动队员，加上佟荣功等人，一共6名，组成暗杀小组，并配备了一辆小汽车，要他们务必在短时间内得手。

7月31日，那一天西安的天气异常闷热，整个城市都显得灰蒙蒙的，因为特务们始终无法掌握宣侠父的行动，因此蒋鼎文亲自出面，通知宣侠父有要事相商，让他到自己的公馆来。

佟荣功发现宣侠父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住处出来，他当即判断出来，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进行跟踪。

待到一个没人处，特务们拦住宣侠父的去路，将宣侠父抓到汽车里，佟荣功负责骑走自行车，然后载着宣侠父飞快开走。

在将宣侠父带到国民党西安别动队驻地后，特务们残忍地将宣侠父杀害。

因为在执行任务之前，戴笠等人就一再嘱咐他们要干得干净利落，千万不能露出马脚，尸体也不能被发现。

戴笠

所以在宣侠父被杀害后，特务们立即把宣侠父的尸体装进麻袋，然后扔进下马陵东城根一个枯井内，这里十分偏僻，附近没有老百姓居住，这口枯井也有五六丈深，担心被发现，特务们还用土将枯井填平。

蒋鼎文唯恐宣侠父被军统暗杀的真相暴露，在周恩来的强烈呼吁下，下令西安警察全体出动，以“清查户口”为名，寻找宣侠父的下落，然而这也只是徒于形式，并没有认真寻找。

李翰廷一方面让特务看住在枯井中的宣侠父的遗体，一方面让佟荣功抓紧时间把宣侠父的自行车处理掉，彻底销赃灭迹。

然而军统特务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还是露出了马脚，在杀害宣侠父后，特务们在按功行赏的时候出了问题。

有一名参与暗杀的特务叫王宝元，嫌自己领到的奖金太少，就抱怨了几句，没想到却被上级关了禁闭。

王宝元出了禁闭后，越想越来气，就给八路军办事处写信，说自己知道宣侠父的下落，并让办事处派人到西安东大街的世界大舞台见面。

然而王宝元不知道的是，所有寄往八路军办事处的信件都会被军统邮检处拆开逐字检查，当邮检处的人看到王宝元的信后，当即觉察不好，立即上报到蒋鼎文那里。

蒋鼎文见王宝元是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为了不让事情败露，当即派人去抓捕王宝元，然而当时王宝元已经逃离了西安，一时还找不到人影。

西安老照片

因为王宝元知道宣侠父遗体的埋葬地点，蒋鼎文担心王宝元真把消息送到共产党那里，因此让特务们立即转移宣侠父的遗体，特务们于是把宣侠父的遗体挖出，运往城外，找了一处僻静地方掩埋了。

在转移遗体后，特务们也没有闲着，很快将王宝元抓捕，并勒死，把他也埋到一口枯井里。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共产党方面还是从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那里得知宣侠父已被暗杀。

共产党方面当即强烈要求蒋介石答复并严惩凶手，见事情无法再遮掩，蒋介石干脆坦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多次背叛我，是我下令杀掉的。”

当时鉴于国共合作的形势，中共代表只好忍下这口恶气，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宣传。

但是党中央从未忘记过宣侠父，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专门为宣侠父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这不但是对宣侠父烈士的追悼，更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意欲搞分裂的抨击。

宣侠父

尽管中共已经得知了宣侠父被害，但是关于凶手是谁，被害的经过如何，都是一个谜团，直到北平解放后，从抓捕的特务那里了解到佟荣功这个特务，于是才开始了抓捕行动。

佟荣功在暗杀宣侠父的行动中立下了大功，很受上司的赏识，在1940年被派到北平做特工。

佟荣功本来有青帮的背景，又仗着自己是北平人，三教九流都认识一些，所以职务一路高升，一直做到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

1948年底，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层层包围，国民党大小官员纷纷逃走，佟荣功本来也想跑，但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认为佟荣功是个人才，就让其在北京潜伏了下来。

然而北平的形势急转直下，佟荣功见形势不好，于是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搭乘空军飞机逃往当时还未解放的青岛，又从青岛坐船逃到了上海，准备逃往台湾。

这时他的直接上级稽查处处长毛惕园得知佟荣功逃到了上海，还要到台湾去，当即设法阻拦。

原来当初在北平的时候，毛惕园见形势不妙，于是带着家眷就准备坐飞机跑台湾去，快要上飞机的时候，被佟荣功给拦住了。

佟荣功带人赶到机场，指责毛惕园不顾兄弟们的死亡，只顾一个人逃命，在情急之下，毛惕园拿出100块银元，分给了兄弟们，大家这才让他走。

从那天起，毛惕园就成了佟荣功的死对头，当佟荣功到上海时，毛惕园就找毛人凤告状，说佟荣功投靠了中共。

当时能够去台湾的人都是要经过严格审查的，只要有一点问题就登不了飞机，佟荣功害怕到台湾后受到毛惕园的排挤和陷害，再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因此放弃了逃往台湾的打算，匆忙返回了青岛，然而青岛也很快解放，他只好又逃回天津和北平，准备潜伏下来。

当时为了潜伏起来，他把自己伪装成贫民，连自己高档的西服和妻子的金银首饰也全都卖了，蛰伏在家里。

然而佟荣功的心腹索士衡被抓，差点就顺藤摸瓜将他抓到，幸好这索士衡对他忠心耿耿，即使在电话中告诉了他情况，佟荣功当即花钱买了一个通行证，潜逃到了沈阳。

佟家以前就是开杂货铺的，为了更好的伪装起来，不被群众发现，他就用活动经费买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件杂货铺。

为了了解天津的情况，佟荣功还让收废品的傻大姐给他搜集情报，然后让堂弟佟浩如把情报传来。

他万万没有想到，百密一疏，最后正是收信地址将他暴露，被公安人员抓捕。

1954年1月27日，佟荣功被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两天后，被枪毙。

北京市委把佟荣功等一批罪大恶极的特务人员被镇压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央，毛泽东看到后十分满意，在报告上批示：“北京的办法很好！”

在佟荣功被捕后，国民党反动特务暗杀宣侠父的细节基本以及暴露，但是对于蒋介石为何授意蒋鼎文下黑手，直到近些年才被揭露。

事实上，蒋介石还是害怕宣侠父那张嘴，在国共合作后，蒋介石始终对共产党人不放心，因此让他最得意的门生胡宗南陈兵延安周围，做包围之状。

为推动胡宗南积极抗日，宣侠父围绕胡宗南做过很多工作，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他们的交往，让蒋介石十分忌惮，他害怕宣侠父那张嘴把胡宗南说动了，放松对延安的监控，所以才痛下杀手。

由此可见，对于这位黄埔一期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害怕都来不及，又怎会重用于他，最后对宣侠父下毒手，实际上正是证明了自己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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