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是王耀武将军“得意之作”，被称为“抗战以来极精彩之役”

抗日名将王耀武，黄埔三期毕业。因对日作战的战绩颇佳，在当时军界赞誉甚高。有“宁碰阎王，不碰老王”，“三李不如一王”之说。（三李是指黄埔一期的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

王耀武在黄埔时期，便以“学生军”身份参加针对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二次东征”。后又于1928年，参加以奉系张作霖为目标的“二次北伐”。

抗战爆发后，王耀武部51师被编入俞济时74军，并参加多次抗击日军的战役。并在“上高会战”中战果斐然，此役被何应钦赞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一战”。这个评价虽带夸张成分，但纵观此战，中国军队始终控制着主动权，确实可圈可点。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自从“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的军力已大为分散，难以牢牢控制所侵占的大片国土。一方面要组织兵力继续南侵，另一方面，后方的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其“最为头痛的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日军的兵力布置和集中使用已经是“捉襟见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上高会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1940年，因敌后华北抗日力量展开了大规模破袭战。焦头烂额的日军，急欲抽调位于华中前线的17、33两个师团前去“救火”。

这下子日军34师团长大贺茂急了，因为当时敌在南昌地区的防守力量，只有34师团和驻防赣北的日军33师团。如果33师团被调往华北“维持治安”，大贺茂师团将被“孤零零”的丢在这里，面临被罗卓英十九集团军“吃掉”的危险。

于是大贺茂建议，趁33师团还没调离，两伙日军合力进攻罗卓英部，好为将来的南昌守御“减轻压力”。都说鬼子不可一世，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其实他们也是色厉内荏，内心虚弱。

恰好此时，日军调来20旅团补充南昌地区空虚的兵力，在该地区日军总兵力已达两个半师团，大贺茂的建议遂被批准。

1941年3月15日，上高会战拉开帷幕。日军兵分三路，气势汹汹向十九集团军防区推进，他们对此次战役的预想还是很“美妙”的。

以33师团为北路，20旅团为南路，大贺茂34师团为中路，目标均直指上高。日军如此部署的意图是，将70、74两个军以及十九集团军司令部合围压缩，并予以歼灭。

日军的“如意算盘”打的不错，战役初期也进展顺利，这也助涨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3月17日，战局突变。防御33师团的70军，并未如日军预料的向南退却，而是有计划的向西北方向且战且退，这就把日军33师团给“带跑偏了”。一路向西北追击的日军，反被70、72军合击，33师团无奈苦战，遭到重创。突围后丢下34师团不管，自行返回。他们认为配合34师团的任务已经完成，这种态度完全就是“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嘛！这也暴露了此役日军在协同作战中，各部之间配合极为松散。

负责南路进攻的日军第20旅团，日子也很不好过。留守在泉港的一个大队，遭到49军的迎头痛击，被歼大半。其余的三个大队主力继续西行，意图向34师团靠拢。途中与74军李天霞部遭遇，双方苦战，李师不敌退守，王耀武急派军直属团堵截。

敌派十余架飞机配合20旅团猛攻直属团防守阵地，甚至丧心病狂的施放毒气，直属团血战不退，后李天霞派遣两个团前来支援，最终敌20旅团仍有3000余残军突破防线，与34师团会合。

北路已撤，南路遇阻，中路的34师团这支“孤军”成了被中国军队围歼的目标。74军余程万师、廖龄奇师，对34师团予以强烈阻击，战况激烈，阵地反复易手，时有肉搏战发生。战至24日，无法突围的34师团已陷入绝境。

十九集团军各部协同，将34师团压缩在南北不过十里，东西不过三十里的范围内，准备一举围歼。自知无路可走的大贺茂，紧急向日11军总部求援。得到消息的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这才发现34师团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急令已撤出战场的33师团前往接应。27日，突破外围防线的33师团救兵，开始掩护34师团撤离。

总指挥罗卓英认为中国兵力仍占优势，命令各部继续追击企图撤离的34师团残敌。74军三个师相继追上34团后卫部队，并展开猛烈攻击，到28日于官桥全歼日军600余。

十九集团军各部继续奋勇追击，一路阻截，直到4月3日，日军逃敌退入此役之前的防线固守，自此罗卓英下令停止攻击。

上高之战未能以优势兵力全歼34师团，确是一大遗憾。但此战中国军队始终处于带动战况进展的主动方，并对逃敌一路追击，这相比其他单纯被动防御的战役令人眼前一亮。

而此役战果亦有所争议，罗卓英上报为歼敌1.5万余，自损2万余。接到汇报的薛岳将军直接大笔一挥，改为歼敌1.2万余上报。王耀武所部74军，因此战中表现奋勇出色，被日军切齿痛恨。

上高战役是鼓舞中国军民士气的一场胜仗，这一点必须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