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纳·米德：78年前，“中国曾与最黑暗的力量抗衡”

“抗日战争

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战争。”

“抗日战争中，中国不仅在为国家尊严与生存而战，也和来自东西方的盟国一道，与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抗衡，并最终取得胜利。”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拉纳·米德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如果人们想了解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就必须了解中国（历史上）这场宏伟而悲壮的斗争。”

2007年，38岁的米德成为牛津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今天，他被誉为继史景迁、费正清之后的“新生代中国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及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环球人物》记者专访了米德。我们的讨论，就从中国何以成为“被遗忘的盟友”开始。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教授拉纳·米德。

西方人对抗日战争近乎无知

《环球人物》：您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这本著作付出十余年的心血，您如何萌发创作该书的念头？

米德：对西方读者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受关注的一段历史。在英国，有关二战历史的故事几乎无处不在：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二战史，电视台经常播放有关二战的电影和纪录片，研究二战的书籍也极为畅销。

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抗日战争却近乎无知。这让我感到很疑惑：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劫难：数千万中国人被杀害或沦为难民，中国的基础设施被严重摧毁，国家发展被中断。如果没有中国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抵抗，珍珠港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美国也不会直接与日本对抗，二战的走向会因此改变。

我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二战极为重要的部分，西方读者也应当了解这段历史。这促使我决心完成一部全面讲述抗日战争历史及其重要性的著作。

从萌生念头到最终完成，我花了10到12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我访问中国十余次，造访了北京的卢沟桥、重庆的红岩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与抗战史紧密相关的地方。牛津大学与中国很多研究机构有合作关系，我因此得以阅读许多珍贵史料。这不仅加深了我对抗战史的理解，也让我看到当代中国人如何铭记抗日战争。

·拉纳·米德在参与中国入缅远征军纪录片拍摄

·《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中文版封面

《环球人物》：在书中，您引用了费德里戈·洛尔卡的诗作为卷首语。您为什么要在一部讲述中国抗战史的书籍卷首引用一位西班牙诗人的诗句呢？

米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首诗是这样的：“死亡，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在那死亡的小酒馆之中。”

费德里戈·洛尔卡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最终被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杀害。在诗中，他以独特的视角描写自己对战争的感受：恐怖与绝望。今天，很多人可能不了解中国抗战与西班牙内战的关系。但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都视中国抗战和西班牙内战为同一场斗争：即全球范围内进步力量对抗法西斯的斗争。

来自全球的许多进步人士都投身于这两场战争。白求恩医生曾先后作为志愿者加入西班牙共和军和中国抗日武装，最终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于1938年亲临抗战前线，拍摄了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民的勇气。他也是西班牙内战纪录片《西班牙大地》的导演。英国诗人威斯坦·奥登也曾亲临抗日战场，并写下了讲述抗日战争的诗集《战地行》。

·1938年4月，伊文思（中）与战地摄影师卡帕（右）在一辆台儿庄战役中被中国军队缴获的日军坦克上合影。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通过洛尔卡的诗句展现的是：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战争。二战期间，中国曾与全世界的进步力量一同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的贡献被遗忘了。

《环球人物》：在抗战史研究过程中，有哪些历史片段让您印象深刻？

米德：最让我着迷的是抗战期间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史书上没留下名字，却承受着战争的苦难。但同时，他们也是最勇敢的抵抗者。

我曾研究过发生在抗战期间的人间悲剧。例如1938年的花园口事件，为了阻挡日军在河南的攻势，国民政府炸毁花园口大坝。奔涌的洪水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也导致许多普通中国人失去家园和生命。我研究过日军对重庆进行的近3年无差别轰炸，1939年5月3日到4日，日军对重庆市的轰炸造成超过500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在被日寇轰炸后的重庆市区，进步人士在残垣断壁上写下“愈炸愈强”的标语。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产生深刻共情。想象一下，前一天你还在重复着和平生活，后一天生活便被外来的攻击彻底摧毁。在我眼里，这种悲剧性的经验是中国抗战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但苦难并没有摧毁中国军民的意志，他们的顽强抵抗让日军陷入泥潭，最终使日本帝国的野心沦为泡影。

史家关注的是“以古鉴今”

《环球人物》：在中国，有人称您为新一代“中国通”。您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道路的？

米德：我是在十六七岁时决定学中文的。那时我正在寻找一个我 “完全无知”的领域进行学习，而中文是我能想到的最陌生的语言。当然，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许多人对中国很陌生。学中文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在剑桥大学度过人生最宝贵的4年，跟着很多顶尖学者学习中文，并深深迷上了中国历史。这已经是30年前了。我可以确定地说，我的余生都会对中国历史着迷。

对我来讲，中国抗战史是个未被充分开掘的历史宝藏。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伪满洲国。那段历史以及九一八事件在西方学界鲜有人研究。很多学者喜欢研究西方熟悉的课题，如丘吉尔和伊丽莎白女王。这些都非常棒，但相关的研究早已浩如烟海。而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我始终能发现崭新的课题，这激励我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拉纳·米德在河南进行抗战史田野调查。

《环球人物》：历史学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备受尊敬，作为汉学家，您是否受到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

米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司马迁，以及远在他之前的史官们。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成长于中国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关注的是“以史鉴今”，希望能借助历史研究为当时的中国寻找救国之路。

我曾通读很多中国现代史学家的作品，如钱穆、胡乔木和杨廷福的著作。抗日战争对这些学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相信，对历史的分析和探讨，与他们的人生、他们身边人的生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兴衰息息相关。这种精神值得人们给予最崇高的敬意。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使我能接触到广泛的历史资料，从而进行更加客观的历史研究。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和平往往是非常脆弱的。抗战期间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可能从未预料到自己会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成长，这给他们留下深深的伤痕。我们应时刻意识到，在和平年代学习历史是一种幸运，我们应格外珍惜这一机会，并为保卫和平竭尽所能。

《环球人物》：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部分。您认为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发展有哪些影响？

米德：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为中共提供广泛的政策实践机会。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进行广泛的土地与税收改革，建立依托“三三制”（指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在参议会中各占三分之一）的边区参议会制度，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纳入到参议会中。这为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著名的“老三篇”，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并发表的。与此同时，通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统一了意识形态，并最终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些重要的党内思想家也在抗日战争期间成长起来。我认为，抗日战争对塑造中国共产党起到重要作用。

·延安大礼堂，原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抗战塑造了今天的中国人

《环球人物》：您在著作中提到，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西方多年来被严重低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米德：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二战结束后，全球局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以中美关系为例，在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对抗日本帝国的盟友。但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接受改造，“重生”为美国的盟友，中美两国却变成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多年来缺乏研究和思考中国在二战中贡献的情感动力，而复杂的国际政治又让西方社会回避对中国抗战史的讨论。在冷战的影响下，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基本停滞，西方学者没有研究中国抗战的历史文献和一手资料，也就无从了解中国的抗战故事。

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转机。很多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与熟知抗战史的中国学者交流互动，中国学者也前往国外参与学术会议。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历史著作的封面上通常只有一位作者的名字，但其背后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智慧。如果我们希望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我们就需要让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参与到中国抗战研究中来。

《环球人物》：您认为今天中国人看待日本的角度与抗日战争有着何种关联？

米德：今天的中日关系极为复杂。中国人民依然对日本在侵华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极为愤怒。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上的关系又十分紧密。一些学者喜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探讨今天的中日关系。但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角度：当代中国人探讨抗战史时，其主题往往不是“如何看待日本”，而是“如何看待中国自己”。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师生。

举一个例子，延安是一座在抗战中“锻造”出来的城市：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延安建设为一座根据地。我在延安做研究时，发现人们讨论的主题集中于抗战期间延安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转变对抗战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深远影响。我在重庆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重庆人往往会骄傲地谈起重庆如何抵抗日军的狂轰滥炸，以及这种抵抗如何塑造了重庆的城市身份。在这些讨论中，所谓的“反日”并不是核心。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故事与经历，以及抗日战争如何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身份，才是当代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环球人物》：有人认为二战是今天东西方的一段“共同历史”，并可以作为弥合各国分歧的基础，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米德：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来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上曾遭到部分国家的孤立，直到1971年才得以重返联合国。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官经常会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发起国。为什么这一身份对今天的中国极为重要？因为这说明中国与美国、苏联等国一样，直接参与到1945年后“现代世界”的建立过程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该身份既赋予了中国权利，也赋予了中国责任。同时，这也将中国自身复杂的历史与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链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很难了解今天中国扮演的国际角色。

直到今天，人们对二战留给世界的遗产依然众说纷纭。我相信二战是东西方的一段“共同历史”，并可以作为链接双方的桥梁。它留给世界的影响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更是道德与情感上的。近几年，许多表现抗战的电影在中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说明抗战历史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而在英国、波兰等很多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尽管二战的参与者们正在离去，但那场战争的精神遗产仍在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

·1945年，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我认为中国读者比西方读者对二战了解得更多，西方人对二战的认知有很多盲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了解中国抗战史。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能通过了解中国抗战史，更好地形成全球史观。

我也希望我们能从二战中吸取教训。我们要知道，创建1945年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多么困难。在今天，保持这一国际秩序的稳定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而了解二战历史，正是认识这一紧迫性的重要一步。

总监制： 吕 鸿

监 制： 张建魁

主 编： 许陈静

编 审： 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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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

2023年第16期《环球人物》杂志

总第4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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