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陵之变后曹家依然可以夺权，但司马氏的权谋彻底断绝曹家希望

三国后期，在曹魏内部发生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最终导致曹魏的大权逐步转移到了司马氏手中。这场政变就是著名的高平陵之变，其实即使是政变之后曹家依然还有夺回政权的机会，但是只能说司马氏的权谋太过老辣，而曹魏这边没有匹敌对手，以至于司马氏一步步全面控制整个政局。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艰险的战斗，面对掌握禁军主体的曹爽，司马懿所能控制的军事力量明显处于劣势。但由于曹爽兄弟轻率地拥魏帝出城谒陵，致使政变发生后，城内禁军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司马懿运用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把握了这一转瞬即逝的良机，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放弃攻击曹爽府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转而把有限的力量集中于武库、司马门这样最富价值的要冲之地，铤而走险，奋力一击，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曹魏老臣支持政变并不意味着支持司马氏篡魏

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司马懿凭借着曹魏老臣的支持，以其子司马师出任中护军时蓄养的死士为基本力量，经过精心策划，运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击溃了曹爽，控制了曹魏政权，但这绝不意味着其通向魏晋嬗代的道路就一帆风顺。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等人对于司马氏代魏的态度。曹爽当政之后，任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主持选举，推行正始改制，对于这些曹魏功臣元勋的地位、利益多有触动，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与曹爽之间曾有过多次冲突。

在此情形下，司马懿获得了曹魏老臣的广泛同情与支持，除了参与高平陵之变的蒋济等人之外，朝中亦不乏政变的同情者。本来安排司马懿与曹爽同受顾命，夹辅幼主，就有平衡朝中宗室、功臣两股势力的目的，曹爽在架空司马懿之后，已经打破了这种权力的平衡，又大规模进用新人，斥退老臣，自然引起了朝中元老的强烈不满。

曹爽这种专权的行为，违背了明帝的遗命，在政治上缺乏足够的合法性。而司马懿作为先帝临终时的托孤重臣，功勋、威望当时无人能出其右，只有他具有干预朝政，改变这种局面的政治权威和号召力，也成了这些曹魏元老支持、依靠的对象。

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亦亲口告诉高柔：“君为周勃矣”，可见功臣集团内部是将这次政变视为与周勃安刘相似的举动，并以此相号召的。所以，这些曹魏老臣参与、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

但是他们并没有支持司马氏改朝换代的意图和打算，因为即使其支持司马氏代魏，所能获得的政治地位亦不过如此，又何必冒覆族之祸，行非常之事呢？

曹爽

这一态度从蒋济等人在处置曹爽问题上的立场就可见看得非常清楚：“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党与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蒋济曰：‘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帝不听。初，济随司马宣王屯洛水浮桥，济书与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巳’，爽遂诛灭。济病其官之失信，发病卒。”

蒋济曾致书曹爽劝其放弃抵抗，以换取“不失为富家翁”的地位，但同时，他也力劝司马懿不要诛杀曹爽。蒋济所言的“曹真之勋，不可以不祀”，其实就是主张不应该给予宗室的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希望保持功臣与宗室两股势力在朝廷中的平衡，但司马懿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可见在司马懿控制中枢政权之后，曹魏元老已丧失了对他的制约能力。

蒋济则因为失信于曹爽，在高平陵之变的三个月后，便感愧发病而死，他在死前固辞封侯之赏，也透露出其与司马懿之间立场的不同。

而更可注意的是，当时同情高平陵之变曾帮助司马懿说服曹爽放弃抵抗的两位朝臣许允、尹大目后来都站在反对司马氏的立场上。许允参与了李丰废司马师、拥立夏侯玄辅政的计划，而尹大目则在司马师讨伐文钦、毌丘俭之役中临阵泄密，暗助毌丘俭等人。

另一方面，司马懿对于这些曹魏老臣似乎也颇怀疑忌，并未给予实权，仅以三公这样坐而论道的闲职加以笼络，例如高柔在政变后仅仅进封万岁乡侯，继续担任司空的闲职，后迁转为太尉；孙礼在政变后短暂地担任过司隶校尉之职，负责洛阳的治安，但不久就转为司空这一闲职；卢毓与王观的境遇稍好，卢毓先是行司隶校尉，负责治曹爽之狱，后转为吏部尚书，尚书仆射，仕至司空，王观赐爵关内侯为尚书，后又转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同样仕至司空，这或许是与王观本为司马懿故吏，卢毓父子皆与司马氏关系密切等因素有关。

但总体而言，这些曹魏老臣，在高平陵之变后并未获得重用，其境遇与曹爽专权时相比，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善。而在魏晋嬗代的过程中，他们也并未积极参与其中，大多时候只是依违其间而已。

司马懿

由此可知，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支持魏晋嬗代，但司马懿却通过自己高超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了朝中元老对于曹爽的不满情绪，把反对曹爽的元老功臣转化为政变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从而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披猖妄作”的表象背后，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团的支持下，精心谋划的一次政治赌局。

但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不可能转化为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有的甚至会走到司马氏的对立面，所以要完成魏晋嬗代，司马氏不得不另辟蹊径。

司马懿掌权后的严峻政治形势与化解之法

司马懿在掌握中枢政权后，其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依然相当严峻。学者指出要控制曹魏的政权，必须掌握四项要素：控制中央禁军，即据（中）领军、（中）护军职位；控制重要地方军镇；控制洛阳附近的屯田地区，尤其是许昌、邺城，掌握朝廷及军队之粮食供应命脉；控制魏朝廷官僚机构的决策中枢中书监、令职位。

在政变完成后，司马懿控制了中央的权力机构与禁军，而洛阳的屯田本是在司马懿首肯下由邓艾主持进行的，对于屯田区的控制亦不困难，司马懿下一步的目标便是完成对地方军镇势力的整顿和控制。

而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是，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之下，任何内政上的重大变动，都会引起三国之间关系的连锁反应。所以从三国关系互动的高度上来考量司马懿主政之后曹魏内政的走向显得颇为必要。

曹魏在面对吴蜀联盟时，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关中、襄阳、寿春三个战略中心，以分别应对蜀和吴的军事挑战。

这三处是曹魏前线不可移易的战略支点，重兵屯聚，其战略价值胡三省早已有所阐发：“魏置征东将军屯淮南，征南将军屯襄、沔以备吴，征西将军屯关陇以备蜀；征北将军屯幽、并以备鲜卑；皆授以重兵。”因而“四征将军”构成了曹魏军事防御体系的核心，“四征将军”自汉末以来地位逐渐提升，直至文帝时成为位次三公、节制方军事的方面之任这一制度演变的过程，主要便是为了应对三国以来战争频繁的特殊形势。

但专制一方的大权也为地方诸侯势力的滋生创造了条件，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权势的成长便与其长期专制关中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

1、控制关陇

司马懿在关陇根基深厚，关西诸将多为其旧部。曹爽此前任命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霸为讨蜀护军、右将军，这系列举措的指向便是为了控制关中，削弱司马懿的政治势力。

尽管曹爽为削弱司马懿在关中的影响做了很多努力，但似乎成效不大。曹爽诛后,司马懿立刻着手调整关中的人事布局：“时征西将军夏侯玄，于霸为从子，而玄于曹爽为外弟。及司马宣王诛曹爽，遂召玄，玄来东。霸闻曹爽被诛而玄又征，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郭淮

郭淮是司马懿的旧部，久在关陇，而司马懿在提升郭淮的同时，也从中央派遣官员出镇关中，进一步加强对于关陇的控制。陈泰不但是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而且又是司马懿故交陈群之子，因而得以受命出任雍州刺史，接替郭淮留下的空缺。司马懿又命其一手提拔的邓艾出任征西参军，辅佐郭淮。通过这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司马懿重新掌控了关中的局面。

在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仅凭借一纸诏命就能召回夏侯玄，逼走夏侯霸，可见其在关中的旧有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关陇的武力是支持其控制中枢政权进而完成魏晋嬗代的重要支撑。而曹魏内部的纷争，也迅速引起了外敌的觊觎。

同年秋，姜维率军伐魏，幸而司马懿嗅觉敏锐，已抢先步完成了对关中人事的调整与部署，姜维未能借机获取获渔人之利。其后，虽然随着费祎的去世，主张对魏积极进取的姜维改变了原来保境安民的政策蜀魏之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战争频发期。但由于曹魏关中诸将应对得当，姜维的进攻一直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西方边境的稳定为司马氏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创造了条件。

2、平定淮南

但在淮南，司马懿的影响力较为有限，想要控制淮南，难度远在关中之上。当时的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也是曹魏元老，事功卓著，与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并典重兵，专制淮南，非司马懿所能轻易撼动，因此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立刻进王凌为太尉，假节钺，以期用高官厚禄加以笼络。

同时，令狐愚与王凌也在密谋反对司马懿计划在许昌拥立楚王彪。但尚未及举事，令狐愚即在年末病死，兖州刺史之位空缺，司马懿借机任命黄华为兖州刺史，在淮南打入了一枚重要的楔子。

令狐愚之死不但延迟了淮南叛乱的爆发，为司马懿赢得了稳定政局的宝贵时间，同时也使王凌陷入了首鼠两端的境地。一直拖延至嘉平三年（251年）夏，王凌试图借备吴之名起兵，并派将军杨弘联络兖州刺史黄华共同举事，而黄华则迅速将情况禀报司马懿。

当时司马懿的健康已每况愈下，其从上一年开始便因为久疾在身，而不任朝请，采取每有大事天子临其第加以咨访的方式遥控朝政。王凌选择此时发难或许正是考虑到司马懿的健康状况已经使其不能亲征淮南自己则有机可乘。

但在得到黄华密报之后，司马懿不顾年老多病，立即亲率大军掩袭淮南，这一举动大出王凌的意料，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王凌不得不未战而降。淮南之乱在萌芽之中即告平定，司马懿得以在去世之前扫除了最具威胁的政治对手。

淮南之叛之所以能被迅速平定，司马懿新任命的兖州刺史黄华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尽管黄华之后的事迹未见诸于史传，但在《晋书·乐志》所载的庙乐中有“黄华应福始，王凌为祸先”的歌词。

功业被载入庙堂之歌是一种极高的政治荣誉，从中不难想见黄华告变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更可印证迅速平定王凌之乱对于司马懿进一步稳定政权所具有的意义。

王凌

王凌在文帝、明帝时代，一直身处对吴作战的前线，久在淮南，战功卓著，资历不在司马懿之下。并且当时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王昶素兄事王凌，荆州刺史王基是其故吏，尽管司马懿本人与王昶、王基亦颇有渊源，但一旦王凌之叛旷日持久，僵持不下，难免会有四方响应、人心动摇之虞。

司马懿力疾平定王凌后不久即于同年八月去世，王凌之乱的迅速平定,也为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权力的承续提供一个了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王凌之叛选择拥立楚王彪，而不以清君侧为名，后世论者多以为其包藏祸心，欲为另一司马懿而不得。但无论如何,这一事件恰恰给了司马懿进一步禁锢诸王削弱宗室权力和地位的借口。

司马懿遂“并杀彪。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

司马师平稳完成权力接收

司马懿死于嘉平三年（251年）八月戊寅。《晋书》载其死于“梦贾逵、王凌为祟”，此说固为不经，但其抱老病之躯，亲征淮南，无疑对其健康有所损害，这一急切的姿态亦可体现稳定淮南局势对于司马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1、司马懿死后的权力结构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朝政。司马师从嘉平三年（251年）执政至正元二年（255年）去世，其间不足五年，为时不长，但对司马氏代魏的进程而言，却是意义非凡。司马师实际上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

而正是因为其有大功于晋室，使其养子齐王司马攸在魏晋之际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许多人主张立其为太子，承续大统，对西晋初年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懿死后，尽管司马师平稳地完成了权力的接收，但是其所面对的政治形势相当严峻。

司马懿对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的是依靠其个人的政治声望和长期积累下来的人事资源，其生前并没有来得及对中央和地方的潜在反对者加以清洗，司马师继任时曹魏的权力结构大体如下：“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四海倾注，朝野肃然。”

而在这些人中，“心存曹氏”反对司马氏专权的人尚为数不少。

司马师首先要面对的困境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不足，司马懿专权尚可以魏明帝的遗命为托词，其本人亦是曹魏的元老重臣，威望、功绩一时无出其右者。而司马师的执政是权力在权臣家族内部传递的结果。尽管司马师援引“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的典故来为自己辩护，希望借此将司马懿的威望与掌握政权的合法性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但是，在专制皇权的体系下，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代传递，大臣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是对君主权威的一种公开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对于皇权的觊觎。

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间的权力交替，明确昭示了司马氏的野心，必将激起“心存曹氏”的大臣的强烈反抗。威望、功绩皆显得不足的司马师决心通过建立事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在嘉平四年（252年）十一月令司马昭都督王昶等三道伐吴，不想却被吴将诸葛恪大败于东关。

2、东关惨败的引发的外患

司马师最终的军事部署是以诸葛诞、胡遵等率步骑七万围东关，作为主力；王昶攻南郡，毌丘俭向武昌，牵制上流吴军，基本上是采纳了诸葛诞提出的作战方略。

而且诸葛诞以镇东将军之衔都督地位在其之上的征东将军胡遵，这一人事安排也体现了诸葛诞在这场战役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但在战败之后，司马师却引躬自责：“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并没有处罚战败诸将，只削除了其弟司马昭的爵位，以示惩戒，似乎是因为没有坚决实行诸葛诞提出的围城打援计划，才导致了战争的溃败。

但无论如何，东关之败对于刚刚执政的司马师的威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诸葛恪

东关的惨败是曹魏立国之后，在淮南经历的最为惨痛的失败。更危险的是这次失败强烈刺激了外敌的野心，执掌东吴朝政的诸葛恪认为当时“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

此时，志得意满的诸葛恪竟然把已年过四十的司马师贴上了“幼弱”的标签，认为这是难得的攻魏良机。

嘉平五年（253年），吴、蜀两国相约共同伐魏，“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诸将意沮”，司马师面临执政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形势。

幸好司马师接受了傅嘏、虞松的正确意见，处置得当，首先集中力量迎击乘胜大举攻魏的诸葛恪，任命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叔父司马孚都督前线，率军二十万迎敌。而诸葛恪却由于轻敌冒进，受因于新城，大败而归，班师回朝之后内部又措置失当，被孙峻发动政变所杀。在客观上，此次的转危为安，为司马师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诸葛恪死后，吴国一直内乱不已，再也无力对曹魏政权构成如此巨大的威胁。

3、对于内部的整合控制

既然不能像其父司马懿那样通过赢得对外战争的胜利，获取足够的政治威望，司马师只能通过加强对内控制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权力。

首先，司马师吸取了曹爽覆亡的教训，不轻易改革旧制，维护曹魏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为稳固权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其次，司马师极力加强自己与郭太后之间的关系，希望借助太后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为了结好郭氏，司马师将自己女儿嫁给太后从弟、才具平庸的郭惠，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来巩固双方的同盟。

其三，在处置内政时，与其父不同，司马师更注重立政以威。与外宽内忌的司马懿不同，在魏晋人的眼中，司马师是以“严毅”的形象出现的。

司马懿在控制中枢之后，多采取镇静处之的方式，对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等人，只是处以闲职，未作触动。青年时便与司马师同游处的夏侯玄曾经预言司马懿尚能以通家年少待他，而司马师、司马昭必定不会容他，从中亦可窥见其父子之间的不同。

4、培植嬗代政治力量

司马师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是培养一支支持自己完成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参与高平陵之变的曹魏元老并不能成为支持魏晋嬗代的主要力量。

司马懿在掌控中央权力之后，所依靠的是两类人物，一是其旧部故吏如郭淮、邓艾等人，这些人久历疆场，司马懿主要让其坐镇关中，稳定边疆形势。二是曹魏功臣的后裔，如陈泰、何曾等人。这些人皆是司马懿的晚辈，与司马氏多为世交，司马懿对这些人才能也颇为熟悉了解，而这些人在政治上没有父辈的道义责任，对于司马氏专权的局面也表示认可。

但是，司马懿并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一支足以代魏的政治力量，他对于曹魏政权的控制更多依靠个人的政治威望与人际网络。

司马师

司马师作为贵戚子弟，青年时代就与许多曹魏重臣的子弟有通家之好，往来密切。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司马懿的权势网络，吸收了许多曹魏功臣弟子作为其集团的核心力量。

司马师引用的贾充、钟会等人，在魏晋嬗代之际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对于其父的旧部故吏，司马师也尽量不做触动，委之以重任。

另一方面，由于司马师资望有限，并无多少旧部故吏可以援引，因而对于选举人才颇为注意，仿曹氏代汉之故智，依托霸府，进用人才。其所征辟的人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名士，可以弥补自己政治声望的不足，如山涛、李熹等人；另一种则是出身不高，但确有才能可以为其所用的人物，如石苞等。

司马师所采取的进用人才的方针，一方面使原本曹魏政权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功臣弟子）不断地转投在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私门，并逐步用霸府政治取代朝廷的日常运作，使鼎革之势在不知不觉中得以形成。

曹魏老臣对司马氏的反抗

司马师高压的政治统治与独断朝政的行径必然会激起忠于曹氏的大臣的反弹。

嘉平六年（254年）二月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试图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这次宫廷政变尚未发动，司马师便预先获知风声，将其扑灭，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皆被族诛。

此次政变是朝中尚存的忠于曹氏的力量一次尝试，而这次政变的失败使司马师有机会彻底清除朝中异己，所以其对夏侯玄李丰等人的处置极为果断严酷。

司马师此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废后废帝以立威，往往是权臣进行易代革命的一个前奏，司马师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秉承其立政以威的一贯方针，彰显了其在朝中独断专行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朝中可能存在的异己势力的一种震慑。

经过此次清洗，司马氏对曹魏中枢的控制已相当的稳固。

相对于朝中，淮南的问题要棘手得多。虽然王凌已除，但司马氏的势力还是无法渗入淮南，坐镇淮南的都是久历行间的曹魏宿将，这是唯一能对司马氏专权构成挑战的力量。

司马师废帝的行为，立即激起了淮南将领的反对。正元二年（255年）正月，镇南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太后诏，起兵讨司马师。当时司马师目有瘤疾，时论以为其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司马孚往，但在傅嘏以及王肃的力劝之下，司马师还是舆疾东征。司马师虽全力以赴讨平了毌丘俭、文钦，稳定了淮南局势，但自己也在战斗中目疾转甚，闰月辛亥，死于许昌。

在司马师执政的时代，成功地克服了东关惨败所造成的政治危机，逐步扫除了中央与地方的反对势力，开始建立起一支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奠定了魏晋革命的基本格局。

至此，司马氏的统治才算是基本稳固，曹魏夺回政权希望才算是越来越渺茫……